迪文小说

修养（第1页）

在马格达莱纳河中央的沙洲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热得昏昏沉沉的鳄鱼。每当黎明或黄昏彩霞满天的时分，长尾猴和鹦鹉便在遥远的河岸上不住地啼鸣。跟马克·吐温时代穿梭于密西西比河上的汽船一样，老式的轮船也需八天时间才能沿这条河慢慢地溯流而上，到达内地。加夫列尔在十三岁的时候第一次登上这种轮船，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这段生活将对他的一生起决定性的作用。

下了轮船，搭乘一趟吃力地向云遮雾障的高山攀登的火车，经过长途跋涉，他终于在一月的一个下午到了波哥大火车站。如今回想起来，那真是他生平最凄凉的一个下午。当时，他穿着一身用父亲的旧衣服改的黑色西装，里面套着一件背心，戴着一顶礼帽，提着“一只颇有圣墓风采的箱子”。

他觉得波哥大是“一座遥远而又凄凉的城市，那里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就淫雨连绵。这座阴暗的城市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街上来去匆匆的众多男子，他们跟我一样，都穿着一身黑衣服，戴着礼帽，可是，满街竟见不到一个妇女。引起我注意的还有冒雨拉着啤酒车的高大的佩尔切隆良马、有轨电车在雨中拐过街角时迸发出的火星，以及为了给络绎不绝的送葬的人群让道而造成的交通堵塞的景象。那真是普天之下最为悲壮的葬礼：四轮马车如大祭坛，黑色的高头大马披着天鹅绒，戴着饰有黑色绒羽的带檐头盔，还有那些大户人家的尸体，这些人家自以为已将葬礼操办得尽善尽美了。”

仅仅习惯于和缓的四季变化（即根据时间而非空间组合的变化）的欧洲人很难想象，在同一个国家，加勒比地区与安第斯山地区居然会有巨大的差别。当然，这首先是一种地理上的差别。加勒比地区是一个阳光和炎热的世界，只能用浓烈的蓝色和绿色来加以描绘；而安第斯山地区却是一个云雾缭绕、细雨霏霏、冷风习习的世界，只能用一种细腻的灰色和沉郁的绿色来铺展。

这还是一种人种上的差别。沿海居民是安达卢西亚人、黑人以及勇猛的加勒比印第安人的后裔，他们生性直率开朗，与矫揉造作格格不入，丝毫不把等级和礼仪放在眼里。他们喜欢舞蹈，他们的音乐总是十分欢快，有着非洲的节奏和打击乐器的声响。但山区的哥伦比亚人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保持着卡斯蒂利亚人刻板、讲究形式的特点，有着奇勃恰印第安人沉默寡言和多疑的性格；他们的保守和注重礼节是不动声色的，就连幽默都不易觉察。他们举止彬彬有礼，往往掩盖了骨子里好斗的性格，只要几杯酒下肚，这种秉性就常常会不合时宜地暴露出来（国内的政治暴力行动从来不曾起自沿海地区，而是起自高原地区）。和围绕着安第斯山居民的景色一样，他们的音乐也是凄凄切切的：诉说着遗弃、离别，以及逝去的爱情。

对于这位来自沿海地区的十三岁少年来说，最使他感到惊讶和难受的莫过于他蓦地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在这个陌生的世界生活了。他又惊又怕地看着首都如此凄凉的景象。夜幕渐渐四合，召唤人们去做晚祷的钟声响了起来。他透过出租汽车的小窗直勾勾地看着雨中灰暗的街道。想到要在这种殡葬般的氛围中生活好几个年头，他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沉重。想到这里，他不禁放声大哭，使得来车站接他的学监大惑不解。

他受奖学金资助就读的那所学校简直是“一座修道院，没有暖气，也没有鲜花”，坐落在“奥雷里亚诺第二去寻找费尔南达·德尔·卡皮奥的那个离大海一千公里的遥远而又凄凉的镇子”。对于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的加夫列尔来说，“那所学校是一种惩罚，而那座冰冷的城市简直是一种不公”。

他唯一的慰藉是读书。加夫列尔一文不名，举目无亲，而且又是被“一大群穿着讲究的公子哥儿们”包围的沿海居民，他只有在书本里才能找到摆脱这种阴暗的现实的唯一途径。在学校宽敞的宿舍里，他高声朗读这些作品：《魔山》、《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和《基督山伯爵》。星期天，加夫列尔实在忍受不了这座安第斯山城的寒冷和凄凉，便躲在学校图书馆读儒勒·凡尔纳和萨尔戈里的小说，读西班牙或哥伦比亚诗人的作品。他们的诗篇曾经在教科书上出现，都是些蹩脚的、咬文嚼字的诗人。幸好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个文学现象：一群哥伦比亚青年诗人在鲁文·达里奥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影响下，在巴勃罗·聂鲁达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名为“石头与天空”的文学小组。这群在文学上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摒弃了浪漫主义诗人、高蹈派诗人以及新古典主义诗人。他们认为可以用比喻来表达他们敏锐大胆的见解。“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造反派，”今天，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是说，“如果没有‘石头与天空’，我真不敢说我会成为作家。”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攻读法律。诗歌仍然是他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东西。他不爱读法典，爱读诗歌。诗，诗，诗，如他今日所言。“我最为倾心的消遣（在那个时候）是在星期天登上装有蓝色玻璃窗的有轨电车，只要花五分钱，就可以从玻利瓦尔广场到智利大街不停地兜风。我在有轨电车里度过了那些令人忧伤的下午，那些下午似乎拖着一条由其他无所事事的星期天连缀而成的没有尽头的尾巴。而我在这种放任兜风的旅途中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读诗，读诗，读诗！在城里坐一个街段的有轨电车，我可能就能读一个街段的诗，直到夜雨霏霏、华灯初上的时刻。然后，我跑遍老城里寂静无声的咖啡馆，去寻找一位好心人陪我一起谈论谈论我刚刚读完的那些诗篇，那些诗篇，那些诗篇。”

他对于小说的兴趣是从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的那天晚上开始的。至今，他还记得，他是怎么拿着同学刚刚借给他的那本书，回到坐落在市中心他下榻的穷酸的学生宿舍的。他脱去上衣，脱下皮鞋，钻进被窝，打开书读了起来：“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加夫列尔哆哆嗦嗦地合上了书本。“他妈的，”他想，“原来可以这么干哪。”第二天，他便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而把自己的学业忘得一干二净。

当然，他父亲并不理解他这一英雄般的决心。这位昔日的电报报务员满心希望他的儿子能够获得他没有获得的东西：一个大学的学位。所以，当得知加夫列尔荒废学业时，他忧心忡忡，认为儿子是不可救药了。加夫列尔的朋友们出于善意和好心，也这么看待他。他不修边幅，总是夹着一本书出入咖啡馆。他可以在任何场所栖身过夜，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浪荡的家伙。不过，这会儿他不再诗啊诗啊地一个劲儿地读诗了，而是小说、小说，着迷似的读小说，先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是托尔斯泰、狄更斯，再后来是上世纪的法国作家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

他在二十岁时回到沿海地区。在卡塔赫纳这座由高大的城墙团团围住、有着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阳台和狭窄的街道的古老城市，他又找到了加勒比地区的光与热，并且，还在一家叫作《宇宙报》的报纸积满尘土的编辑部里找到一份撰写短评的差使。他有的是时间写小说，有的是时间跟他的朋友们在这个港口喧闹的酒铺里喝朗姆酒，一直到东方发白，满载着妓女的纵帆走私船起锚驶向阿鲁巴岛和库拉索岛。

说来也奇怪，在这座酷爱跳舞、崇尚美女、盛行棒球的无忧无虑、色彩明快的城市里，居然有人突然对希腊人，特别是对索福克勒斯发生了兴趣，那是由于他的一位对希腊作家了如指掌的酒友的推荐，此公如今是一名生意兴旺的海关律师。那时，他还向加夫列尔介绍了克尔凯郭尔和克洛岱尔。

继希腊人之后，他在文学修养上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本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特别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威廉·福克纳。他是通过巴兰基亚一个对文学如醉似狂的、放荡不羁的青年文学小组发现这些作家的，那时，他离开了卡塔赫纳，到哥伦比亚另一个加勒比沿海城市来居住。

巴兰基亚是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是在马格达莱纳河入海口的尘土与炎热之中漫无计划地矗立起来的。它没有卡塔赫纳那么妩媚，没有蔚蓝如镜的海湾，没有城墙，没有街灯，没有古雅的阳台，也没有在殖民时期那种昏暗的房子里游荡的侯爵夫人、海盗以及宗教法庭法官们的鬼魂。它是一座建立在冲积平原上的城市，坦率而热情，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从卡宴出逃后又沿着帕皮永的路线继续亡命的法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击败的德国飞行员、躲避纳粹分子迫害的犹太人、来自意大利南方的移民，还有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约旦人。谁也不清楚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但是一代、两代、三代之后，他们如今成了本城一些颇为体面的家庭的创业者。除了在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上推出一辆辆满载着鲜花和姑娘的四轮马车上街兜风以及穿着色彩绚丽的华贵服装参加喧闹的化装游行之外，这座城市的居民似乎没有旁的光彩记录，通常只是在工业和商业上耗费精力和时光。在这个只有商务活动和极其简单的娱乐的世界，文学和艺术这一行当注定处于一种幻觉性的边缘。作家和画家在这座城市比在其他任何城市更容易成为某种同社会组织格格不入的事物。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样一个令人失望、处于边缘的环境里，艺术家们在巴兰基亚比在波哥大更有活力地涌现了出来，要知道后者可是一座自殖民时代在文化上就颇为自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