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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第1页）

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瑞莎终于轻松了一些。她在八小时里上的都是同样的课。通常她负责教授政治必修课，但今天早上她收到教育部在学校里公布的指示，命令她遵守停课计划。莫斯科的所有学校似乎都收到了这些指示，并立即执行；明天恢复正常上课。指示规定，她必须花一天时间与每个班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就是斯大林如何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爱本身就是一堂政治课。没有什么爱比领袖的爱更重要，因此，对领袖的爱也同样最重要。作为这种爱的一部分，斯大林希望提醒所有的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他们在过马路前应左右张望两次，乘坐地铁也应保持小心，最后，不可在铁路上玩耍——这一点尤其要强调。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过几起铁路悲剧。在这个国家，孩子的安全最为重要。孩子就是未来。他们还为孩子们做了一些略显可笑的示范。最后，每个班级都进行了一次小测验，以确保学生们已经理解所有信息。

谁最爱你们？正确答案：斯大林。

你们最爱谁？

正确答案：见上。

（错误答案被记录下来）

你们不应做什么？

正确答案：在铁路上玩耍。

瑞莎只能推测，官方的这道最新命令背后的原因是政党担心人口水平。通常来说，她的课都很索然无味，可能比其他学科更加无聊。尽管不指望学生们在成功计算出数学方程式时鼓掌叫好，但对于她说出任何关于最高统帅斯大林、苏联或者世界革命前景的宣言时，他们一定要拍手称赞。学生们相互竞争，没有人愿意自己的表现落后于他人。每隔五分钟，全班都会停下来，孩子们站起来，用脚跺着地板，要么就用拳头击打桌面，瑞莎这时理所当然地也站起来，加入其中。为了防止擦痛手掌，她在拍手时，手掌几乎碰触不到，相互稍微滑擦一下，装出热情洋溢的模样。最初的时候，她怀疑孩子们是否喜欢这种喧嚣的行为，并利用各种机会打断。但她后来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他们都很害怕，因此纪律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她几乎不需要提高嗓门，也无须恐吓威胁他们。即使是六岁的孩子都明白，蔑视权威、抢先发言是在冒生命危险。

尽管班级规模较大（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对人口造成的重大破坏，班级规模可能会更大），但瑞莎一开始就坚持记住了每个学生的名字。正因如此，她对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但很快她就注意到，她能够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反而让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不安，仿佛这里面暗藏着某种威胁：

如果我记住你的名字，我就可以公然指责你。

这些孩子已经领略匿名的价值，瑞莎意识到，他们更希望她对自己的关注越少越好。不到两个月之后，她就不再喊他们的名字，回到用手指点的方式。

但她几乎没有理由抱怨。她任教的这所学校——第七中学碰巧是国家教育政策的一个典范。这是一所建立在粗短混凝土支柱上的长方形建筑，经常被拍成照片，得到广泛宣传。学校的创办者不是别人，正是尼基塔·克鲁什切夫，他在新体育馆发表演讲，新体育馆的地面打着厚厚的蜡，他的保镖为了避免滑倒，不得不小心翼翼。他声称，教育必须适应国家的需要。而这个国家需要的就是具有高度生产力、年轻健康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奥运会金牌运动员。这个教堂大小的体育馆紧挨着主楼，比学校本身更宽敞、更深长，体育馆里设有一个室内跑道以及一系列垫子、铁圈、绳梯和跳板，通过课程表安排，所有这些都得到很好的利用，每一个学生不论年龄和能力，每天都要在这里训练一小时。瑞莎对他的演讲以及学校设计背后的含意总是非常清楚：这个国家不需要诗人、哲学家和牧师。它需要可以衡量和量化的生产力，需要能够以秒表计时的成功。

在同事当中，只有一个人算得上是瑞莎的朋友，他就是伊万·库兹米奇·朱可夫，一位语言和文学教师。瑞莎不清楚他的确切年龄，他不肯说，但看上去应该在四十岁左右。他们之间的友谊纯属偶然。有一次伊万不经意地感叹学校图书馆之狭小——在地下室紧挨着锅炉房的一间像壁橱一样的房间，房间里堆着小册子、过期的《真理报》、被许可的文本，没有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听到他这么说，瑞莎低声让他小心一点。这一句耳语开始了一段本来不太可能的友谊，在她看来，鉴于伊万直言不讳的习惯，这段友谊可能不太明智。其他老师都相信在他的地板下面一定藏有禁书，更恶劣的是，他自己也在创作，并将颠覆性的内容偷偷传到西方。的确，他曾经借给她一本《丧钟为谁而鸣》的非法译本，整整一个夏天，她不得不在公园里读完这本书，永远也不敢把它带回自己的公寓。瑞莎之所以还敢于与他保持这种友谊，是因为她自己的忠诚从未受到过于详细的检查。她毕竟是国家安全部军官的妻子，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包括一些学生都知道。按理来说，伊万应该保持距离。但他无疑对瑞莎感到很放心，他推断，如果瑞莎想举报他的话，早就这么做了。因为瑞莎曾多次听到他大放厥词，而且向自己的丈夫举报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结果就变成在所有同事当中，她唯一信任的人就是最让人怀疑的那个男人，而他唯一信任的人是最不应信任的那个女人。他已婚，有三个孩子，但她仍然怀疑他爱上了自己。她并不老想着这件事，她希望为了他们俩，他最好也不要老想着这件事。

在学校大门口外面的马路对面，里奥站在一栋低层公寓的走廊上。他脱下制服，换了便衣，这身衣服是他从工作单位借来的。在鲁布央卡，有许多衣柜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零碎东西：外套、夹克、裤子——什么尺寸和品质的衣服都有，就是为了便衣这个目的所准备的。里奥从没想过这些衣服来自何处，直到他在一件棉衬衫的袖口上发现一块血渍，他才明白这些是在瓦索诺夫耶夫斯基巷被枪决的那些死刑犯的衣服。衣服当然被洗过，但有些污渍还很顽固。里奥穿了一件长及脚踝的灰羊毛外套，一顶厚重的皮毛帽子拉至前额，他相信就算妻子偶尔朝自己这个方向匆匆一瞥，也不会认出他来的。他一直靠跺脚来保暖，不停地看自己的手表，这是一块“宝杰”不锈钢表——他妻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现在离她下课没有多长时间了，他瞥了一眼头顶上的灯，伸手抓了一根废弃的拖把，砸碎灯泡，走廊陷入黑暗当中。

这不是他妻子第一次被跟踪。三年前，里奥就曾派人监视过她，不过原因与她是否是个危险人物无关。他们当时结婚不到一年，她变得越来越冷淡。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却是分居状态。他们都工作很长时间，早上匆匆地瞥对方两眼，晚上也几乎没有互动，就像每天从同一海港起航的两艘渔船。他认为自己作为丈夫没什么变化，因此无法理解她作为妻子为什么会有变化。无论他什么时候提起话题，她都声称自己感觉不舒服，但又不愿去看医生，不管怎么说，谁会每个月都感觉不舒服呢？他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她爱上了别的男人。

基于充分的怀疑，他派了一名很有前途的年轻地下工作人员跟踪自己的妻子。这个地下工作人员跟踪了一个星期。里奥认为此次行为理所当然，尽管不太令人愉快，但至少因爱所致。但这还是冒风险，不仅是担心瑞莎可能会发现，而且如果同事们发现的话，他们对这件事的诠释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里奥在性生活方面不相信自己的妻子，那么他们如何相信她的政治态度？不论是否不忠，是否是颠覆分子，将她送往劳改营对每个人来说都比较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瑞莎并没什么婚外情，也没有人发现这次监视事件。他放下心来，认为自己不过只是需要耐心和体贴，无论她碰到什么困难，都应帮她度过才是。几个月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有所好转。里奥将这位年轻人调到列宁格勒的某个职位，美其名曰升迁。

但这次任务完全不同，调查的命令来自上面。这是正式的国家事务，事关国家安全问题。这不是危及他们的婚姻，而是他们的性命。在里奥看来，瑞莎的名字无疑是瓦西里硬塞进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的招供里面的。另外一名地下工作人员证实的招供细节毫无意义。这要么就是一场阴谋，一场厚颜无耻的谎言，要么就是瓦西里在审讯的关键时刻将名字植入到布洛德斯基的脑海里，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里奥有些自责，临阵脱逃给了瓦西里一个发挥残忍无情的完美机会。里奥被设了圈套。他无法声称招供本身就是个谎言——它是官方文件，与其他招供一样真实有效。里奥对此表现出深深的怀疑，这也表明叛国者布洛德斯基试图牵连瑞莎不过就是一场报复行动而已。听到这个解释之后，库兹明问道，这名叛国者如何知道他已经结婚。里奥孤注一掷，不得不撒谎，表示自己在与他的谈话过程中提到妻子的名字。里奥并不是个撒谎的高手，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他宁愿连累自己。想要支持某人，就需要将彼此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库兹明认为，应对这样一次潜在的安全破坏行为进行彻底调查。要么里奥亲自去执行，要么就让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去接手。听到这个最后通牒，基于要澄清妻子的名声，他接受了这次任务。三年前，他消除了她是否忠诚的疑虑，现在他同样要消除她对国家是否忠诚的疑虑。

马路对面，孩子们一窝蜂地拥到校门口，一出校门口就四下里散开来。一个小姑娘穿过马路，径直朝里奥这个方向走来，走进他藏身的这个公寓小区。当她在暗中经过时，她的双脚嘎吱嘎吱地踩在灯泡的玻璃碎片上，她稍停片刻，估摸着到底要不要说话。里奥转身看着她，这个小姑娘长着长长的黑发，用一根红丝带绑着。她约莫七岁，双颊冻得通红。她突然跑起来，小鞋子拍打着楼梯，赶快离开这个陌生人，回到家里，她现在还太小，还相信家是安全的所在。

里奥走到玻璃门跟前，看着最后一批学生陆陆续续走出学校。他知道瑞莎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她很快就会走出校门。她出来了，和一个男同事站在校门口。这个男同事留着灰胡子，戴着圆眼镜。里奥注意到他并不是一个毫无魅力的人。他看起来很有教养，很文雅，眼神很活跃，背着一个装满书的书包。这一定是伊万，瑞莎提起过他，是个语言老师。里奥猜测这个人比他至少年长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