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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永远剔透的良知（第1页）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著名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他被称为“最后的大儒”。

“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饰他的率直，他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就对听课的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讲台下的学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时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在当时的北大，可是人才济济，梁漱溟在当时还是个无名人士，即使辞退他也不会有人感到新鲜，但是他却在北大一教就是7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

他在北大唱得最惊人的反调是在“五四”学潮时，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这样说的。学生们却不能原谅他，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他的率性而言招来的后果也的确让人惊心动魄。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梁漱溟民国初年曾在同盟会同仁创办的《民国报》当过编辑，做过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缉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梁便以“漱溟”为名。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他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欢作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蔡元培聘请梁漱溟任北大教师时，他只有24岁，北大的学生有些比他的年龄还大，梁漱溟过去多次报考北大但却没有考取，最后他考入了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只是一位中专毕业生。

1916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了梁漱溟撰写的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文章以近世西洋学说阐述印度佛家理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视，蔡元培与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商议决定聘请梁漱溟来校任教，梁漱溟对此却感到十分恐慌。他对蔡元培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元培当即反问道：“那么你知道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梁漱溟说不知道，蔡元培接着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

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于是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报刊上很是热闹了一番。一是因为梁漱溟年轻，只有24岁；二是因为既没上过大学，更没留过洋，学问全靠自己钻研；三是因为蔡元培用人不拘一格，体现兼容并包之量。梁漱溟没有辜负蔡校长的信任，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上一站就是7年。

梁漱溟讲课从来都不拘一格，有时他带学生进一所破旧房屋里，以房屋改造引导学生就东西方人处世哲学的差异发表议论；有时又将学生引到街市上一个卖零散啤酒的去处，让学生看着那以各种姿态自得其乐地喝酒的人们，让他们进行一场东西方人不同价值观的分析辩论。

1919年，梁漱溟的著作《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在一个北大哲学系，梁漱溟讲授《印度哲学概论》，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马叙伦讲授《老庄哲学》，三驾马车，各行其道，成为未名湖畔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大景观。

梁漱溟1921年又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书中公开宣言：“世界人类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该书八年中重印了八版，堪称首次倡导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经典。国学大师梁启超读罢此书，亲自登门拜访，与他切磋学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时，说自己早就知道梁漱溟的大名，并说“很愿意听梁漱溟谈谈儒家道理”。泰戈尔称赞他是中国的“新儒家”。后来，“新儒家”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学派，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著名学者为中坚力量，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24年初，梁漱溟毅然辞去了北大的教职，以非凡的执著精神搞起了乡村建设实验，又一次成为国内关注的知名人士。他从广东到河南，从河南到山东，办村治学院，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办《乡村建设》杂志，孜孜以求，从无倦怠。1936年，他出版了40万字的专著《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阐述了他的从村治入手，探索一条民族自救改造中国的途径。在当时有学问的人大多往城里跑的情况下，他带着一群忠实的追随者，怀揣“振兴农业法丹麦，建设乡村救中华”的壮志，光头跣足，穿行垄亩，“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历时七年之久，他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他所提供的一套根据中国国情推动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方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价值。

1938年1月，梁漱溟以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当年在北大任教时他常到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家造访，每次给他开门的那个高个子青年，当时任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就是毛泽东。两位同年而生的对中国农村问题都有独到研究的人物围炉而坐，促膝恳谈。毛泽东高屋建瓴，肯定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一些观点是对的，同时又指出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两人时有论辩，毫无拘束，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

不是“学问之人”，而是“问题中人”

梁漱溟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在他的知识启蒙阶段没有上过私塾，也不曾读过四书五经，他直接进入京城学堂，接受西洋思想教育。其父梁济是一个颇有墨侠精神的儒生，他在国难的刺激下，形成了功利主义价值观，这给青年梁漱溟思想的发育以极其深刻的影响，使梁漱溟在评判事物时，主要视其“于人有没有好处，和其好处的大小”。用这种充满理性的态度来观察国事，就很容易得出西化的结论。梁漱溟生活在清末如火如荼的救国热潮之中，以“救国救世，建功立业”为己任，热衷于探求政治改造良途。他十分敬佩西洋政治制度，“以为只要宪政一上轨道，自不难步欧美日本之后尘，为一近代国家”。他先主张君主立宪，对立宪失望之后又加入了同盟会，转向主张暗杀和革命。民国建立后，他与朋友创办《民国报》，继续宣传政治变革。这位狂热的现代化鼓吹者，这种热忱显然是受到了其强烈的救亡心理的驱使。但这时他的民族意识尚停留在情感层面。

梁漱溟无疑是一个制度化理论者或政治导向型人物。在他思想深处仍然具有另一面性格，为今后的变化预设了可能性空间。梁漱溟像父亲梁济一样，同时具有淑世的和道德的双重热忱，这也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人格理想。梁漱溟后来说：早年他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为人生问题，二为社会问题。到民国建立后，目睹政治中的种种腐败黑暗以及议员们道德堕落，促成了他思想中的第一次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意义不在于从入世转向出世，因为未过几年他又由佛归儒，回到人世；最重要的是从此以后梁漱溟立身处世、观察问题的立场变了。当他由佛归儒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的淑世主义，他也不再单纯地从制度变革、政治改造的角度，而是开始从文化、人性、道德、习惯礼俗的视野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1917年，梁漱溟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此时他沉湎于对东方哲学的狂热之中，而北大又是新思潮的策源地，他感到有一种气氛上的压迫，于是他怀着保卫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偏要逆水行舟，为释迦和孔子争得一席之地。他认为自己不是“学问之人”，而是“问题中人”，研讨东方哲学并非对纯学术有什么兴趣，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及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1922年，梁漱溟在整理演讲稿的基础上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系统地比较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系统，这一著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当时新旧文化阵营两方人士来看，梁漱溟应该是一个蝙蝠式的怪人。激进派认为他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为中国文化大作辩护，并且大胆预言世界文化的未来属于中国文化。而保守派又在他的著作中嗅出某种激进的味道，因为梁漱溟断然否认中西文化调和的可能性，主张在现实选择上要“将中国文化根本打倒”，“要向咽喉去着刀”，“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恰恰表现出了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内在的心理紧张。

在“五四”时，梁漱溟在思想深处也有同样炽烈的双重渴求。一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仍然像过去那样热烈地希望中国富强昌盛，他认定只有通过西洋的科学与民主之路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而他主张“全盘承受”西洋文化。从这一性格而言，梁漱溟是保持着早年对现代化的那份憧憬，他态度之坚决与陈独秀等人不相上下。二是作为一个文化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文明非人性的负面价值，又使他像“五四”时期其他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样，对现代化产生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