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改善人民生活,彻底执行合理负担的累进税,减租减息,以巩固全民抗战的基础;
(六)裁撤不必要的机关及支薪不作事的公务员,减低公务员的薪水,以抵消抗战时期的经济消耗;
(七)实现爱国自由及人民*、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八)与各党派各界各阶层密切地全作,将一切爱国的民众,不分性别、不分老幼、不分职业,团结在组织之内;
(九)改革政治机构,使它适应抗战需要;
(十)为了挽救目前的危局,以确保民族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必须广泛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先锋队,开赴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
会后,牺盟会根据新工作纲领的要求和抗战形势的变化,对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压缩了总会的组织机构,充实了各中心区、县分会等基层组织,为开展广泛的群众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到1939年夏,牺盟会会员已发展到300万人左右。
其次,采纳牺盟会提出的建议。1937年9月15日,牺盟会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紧急大会,向政府提出了七项具体主张:
(一)立即改造充实全省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使之成为真正能负起动员任务的机构,并实行*集中制,最后给总动员实施委员会以最高权力;
(二)立即下令严惩阻碍动员及动员不力的官吏、公务员,严禁官吏豪绅等侵犯人民爱国自由的权利,并扶植与保障人民抗日言论*结社等自由;
二、“非常时”“非常策”(2)
(三)立即下令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实行合理负担,以改善人民生活;
(四)政府与人民一齐总动员,为保卫山西而战,立即下令裁撤政府各机关之冗员,禁止公共机关浪费、撤销并惩办抗战中有消极怠工,以及不能胜任的分子;
(五)通令政府各机关执行动员令,一月之内要动员5万少年先锋队到前线,立即发枪支给人民;
(六)坚决执行已经颁布了的优待抗战军人办法;
(七)严惩自动放弃阵地的军官,甚至枪决。
上述七项主张,阎锡山均予以赞同,并逐一付诸实施。
1938年秋,牺盟会拟定了“关于组织自卫队问题”和“征调新战士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两份文件,阎锡山不仅同意,而且责成牛荫冠,以他的名义从随营学校毕业生中选派各县武装自卫队的正副队长。
对此,薄一波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谈到阎锡山对牺盟会提出的意见,“一般都能采纳”。
第三,支持牺盟会开展民众工作。牺盟会为了推动山西工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于1937年9月18日在太原召开了“九?一八”纪念大会,近万名工人和2万多群众参加。会后,在工人纠察队保护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并向政府要求,发给工人武器,进行武装抗日。经工人代表交涉,阎锡山答应发给工人冲锋枪500枝、步枪2500枝。
9月19日,又成立了山西省总工会,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仅太原市就有工会会员5万余人。
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牺盟会积极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战争。阎锡山批准了由刘少奇代牺盟会起草的《山西农会章程》(草案),使农会取得了合法地位。此外,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至1939年夏,以牺盟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农救会会员达170万人,工救会会员达20万人,妇救会会员达30万人,青救会会员达30万人。
可以说,阎锡山从全面抗战爆发到秋林会议前,对牺盟会各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支持。薄一波后来回忆说:“从雁北失守到1938年2月临汾会议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可以说是阎锡山进步倾向最为明显的时期。”
组建决死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阎锡山急需扩大其军队,以防范日军的入侵。他虽经多年经营,形成了自己的武装——晋绥军,但是,他也深知这支军队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抵挡拥有精良装备的日军的进攻。1936年2月红军东征,晋军一触即溃,所以同年下半年他就想过要扩军,并且想改用新的名称。绥东抗战后,阎锡山在一次形势讨论会上,提出“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让与会者讨论。董天知(*党员)发言表示,“日军步步向我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作准备,将来必将吃大亏。”建议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抗日新军。阎锡山听后尽管内心深表赞同,但会上却未公开表态。会后他曾对赵戴文等人说;“共产党里就是有人才,董天知年纪那么轻(董当时是25岁),就能提出那么好的意见,真是了不起!”但是,由于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阎锡山还有许多顾虑,对董天知的建议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平津地区集结主力,准备西犯山西,晋绥已处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考虑扩充实力,建立一支战斗力强的新军,以应付危局。一天,他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