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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第1页）

伪）急进建设团和阎军晋南游击队改编。五、任命韩步洲（阎军前游击第2纵队司令）为山西省防军第5军军长，下辖13、14、15三个师，由王元良、张佐汉（以上2人均是阎军骑4师的团长）、安钦（日伪大同左云警察所长）3人分任师长。以上3个师以骑4师为基干连同大同一带的日伪警察和由晋西前去的杂色部队编成。5个省防军实际人数共约5万余人。阎锡山为了向蒋介石冒领军费，谎报16万人。但蒋介石不认账。阎感无利可图，于1945年底将“省防军”撤销，以省防第2军和第3军的架子，成立第8、第9两个独立总队，以赵瑞、杨诚分别担任总队长。后又以日伪阳泉矿警队为基础，成立独立第10总队，总队长为荆谊。

阎锡山任命的5个“省防军”的军官大部分是阎锡山的旧军官，他们都是奉阎锡山之命打入日伪内部的，也就是经阎同意事先投奔日军的。实行这种投奔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与日军合作进行*；另一方面又准备在进行反攻时把地盘直接从日军手中接收过来。阎锡山的这一着生效了。这些军官“忍辱负重”为他效力，自然被他当作“功臣”看待了。“行者”和“坐者”同功的意思十分清楚，不用再作什么评述。。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抢摘“桃子”（7）

9月10日，阎锡山对太原市伪市长白志沂说：我们的政治是爱人公道的，不许社会上有一个不工作的人及无生活的人，无工作的人应速予工作，无生活的人应予救济。他的意思就是说，连原为汉奸的也应处于平等地位，应该“公道”对待，并予以工作，予以救济。这样阎的用意更明明白白了。

降者、受者合谋

早在8月初，日本帝国主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便想单独同中国媾和，以期缓和苏联红军和美军对它的打击。为此，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由北平飞到太原转赴孝义县瑶圃村同阎锡山举行秘密会晤。这就是瑶圃密谋。

随同高桥坦来到瑶圃村的有：驻太原日军参谋长山冈道武，翻译官大岛，以及被阎锡山留在太原腼颜事敌的汉奸苏体仁、梁上椿、杨宗藩等人。阎锡山偕同他的亲信吴绍之等参加了会晤。日军代表在这里向阎锡山进行了最后一次诱降。

高桥首先向阎锡山说明了他的来意。他说：“东亚大局将要转变，日本不久即将停止战争，宣布投降，希望阁下早日到达北京，接管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职务”。阎锡山回答说：“日本如果将要宣布投降，务请先行通知我，作个准备，这样对日本来说也有好处。”高桥说：“这是当然。本人这次奉令前来，不令是先行通知阁下，而且还请阁下替日本军向中国重庆政府和蒋介石阁下从中调解。日本的意思，是想撇开苏美英等同盟国家，直接向中国投降。如果成功，这对阎阁下和蒋阁下均有大大的好处。”

阎锡山一听高桥坦的话，顿时心花怒放，妄图借日本武力，抢夺*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于是便向高桥坦建议说：“以目前形势来看，时间仓促，一时不易办妥。山西离重庆很远，我亲自前往，时间不许。如用电报相商，也多不便，恐误大事。而且蒋先生是中国元首，又有中美英苏的同盟关系，恐怕不好单独接受日本的投降。以我看，你们最好采取‘日本寄存武力’的办法，最为有利。”

高桥坦感到惊奇地问：“什么叫‘寄存武力’？请阁下详细言之！”

阎锡山回答：“寄存武力的办法，就是日本可把武力（日本军队）寄存在中国，日军在投降前穿上中国军队的服装，改成中国军队的番号，武器仍然拿在日本兵的手里，帮中国军队进行‘剿共’，那不就可以避免投降了吗？”他接着说：“我是中国最前线的战区长官，无论在日本投降之前或投降之后，都有权力与责任处理在我管辖区域内或邻近地区的日本军，并且也有改编他们的权力。因此，最好你们把华北的日本军队都向我表示投降，我以战区长官的名义，分别改编，给以中国军队的番号，然后呈报重庆政府备案”。

最后，阎锡山还说：“这就叫‘寄存武力于中国’。这个办法，如能实行，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尤其对日本来说，好处更大。这并不单单为我阎某人打算，而是为中日两国‘共同防共’的国策来设想”。

高桥坦听了阎锡山这一段话后表示：“你的如此设计，就我个人来说，当然极端赞成。但我是奉命而来，根据指示和你商谈。现在看来，未免离题过远。你的这番美意，我先谢谢！等我回到北京，定将你的‘良好建议’电请天皇裁决。如果认为可行，我再来与阁下商谈具体办法。”

一、抢摘“桃子”（8）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深深感到，要真正恢复在山西的统治，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决心借助日军的残余势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把瑶圃密谋“寄存武力”的设想付诸实现。

据“残留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原伪山西省公署顾问辅佐员日本人城野宏回忆，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在回太原途中，路过平遥火车站时，检阅了日军第一军司令部直辖特务队——樱部队，一边阅兵，一边眯着眼睛微笑。在车上，他问询迎接他的日军参谋长山冈道武：“这个部队能否给我？”其态度“非常严肃认真”。这就是说阎锡山在回太原途中亲眼见到“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本军队，更使他对日军产生某些爱慕，增加了他“寄存日军武力”的决心。

9月1日，日军司令官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到太原绥署谒阎。澄田和阎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寒暄时，备称仰慕之意。此时阎锡山正式提出“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的要求。阎对澄田说：“我已正式受命为战区的受降长官，希望阁下把山西境内的日本军，一律归我改编，照常驻扎原防地，协助二战区共同‘剿共’。”澄田表示有关日军缴械投降及日俘遣返事宜，当完全遵命办理，但对一律改编则保留意见。阎锡山说，侵华为日本军阀及其政府之政策，一切责任应由彼等负责之，一般军人不过奉行上级命令，除少数残害民众依法办理外，其余可安心听候命令。又说，中日两国有共同文化，相互合作，两国人民共享安和，反之，同受其害。今战争结束，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以日本之科学技术，中国之人力物力，积极建设，增进两国人民共同之福祉。9月3日，阎锡山又召集驻并日军机关部队中级以上人员及各工厂、医院、商店等日籍负责人谈话，说中日交战结束了，“愿你们各本志愿尽其所长所能，协助我们的复员和建设工作。”　同日，阎又指示所部军政主管人员，“应严饬所属对日俘日侨缴械遣返事宜，除应依中央命令规定办理外，要予以人道的合理待遇。如有虐待欺凌情事，定予依法严办”。9月17日，有人把日本侨民有滥占房屋及其他不合规定的事，报告阎时，阎反说：“人类是人类，行为是行为，不管对方已过或者是现实的行为如何，但他只要是个人，我们一定要表现人类的同情心对待他。”

阎锡山的言行正好迎合了在晋日人的意向。因为他们预感到日本国“被毁灭的最后时刻就在眼前”，自己的出路又很茫然，特别是驻在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和山西伪公署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一些顽固不化分子，更觉得与其接受盟国审判，还不如接受阎锡山要求，残留中国。城野宏等人认为：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将成为世界大国。中国将一定在亚洲取代从前的日本而成为领导力量。因此，在中国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如果具有不将日本从亚洲消灭而使亚洲本身力量受到极度削弱的错误的那种气度，那么，在中国的援助下，保存日军的势力，以待日本东山再起之机，并不是不可能的。”　城野宏特别分析了山西的人事、政治和经济等条件，得出下列结论：“异常的、半封建的而且是以情义关系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山西的特殊政治气氛，即使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收复全国的失地、驱逐日本势力的可以预料的形势下，阎锡山方面也有可能与此相反地采取保留日本人的势力，并与之合作的措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抢摘“桃子”（9）

此时，阎锡山和城野宏这两股势力可谓不谋而合。阎锡山要利用城野宏为代表的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消灭*的革命力量，恢复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城野宏等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则要利用阎锡山作他们的保护伞，于是两者沆瀣一气，演出了一出“日阎合流”的丑剧。

阎锡山同日酋澄田等人谈话后，立即派一度投敌当汉奸的赵瑞同日军参谋岩田进行了秘密谈判。在谈判中，阎锡山提出的驻山西日军原封不动地残留下来的方案没被岩田等人接受，而只同意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因为这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实施他们的罪恶计划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怕英美苏等国反对，特别害怕*反对。

双方经过五天谈判，最后达成下列协议：一、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重编部队，并将这些部队置于阎锡山的指挥之下。其方法是以日本人的自愿为原则，办理就地退伍手续，办完日军方面的复员手续。二、阎锡山对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的待遇，在日军现有级别的基础上，提升三级。三、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四、其待遇以招聘者优待之。五、合同期暂定为二年，由阎方负责归国事宜。六、在同日本交通恢复的同时，给予从日本接家属来这里或给家属寄钱等方便。特别欢迎残留日本军人同中国妇女结婚。　协议达成后，阎锡山特指定他的妹夫梁■武负责实施这一协议。

对这个协议阎锡山感到满意。他立即要求澄田指派一部日军帮助他来维持太原城郊的治安。接着，又聘请澄田、山冈和师团长山蒲三郎等日本将官为第二战区“总顾问”和“副总顾问”，旅团长板井少将为“太原市警备司令”。几天后，在太原市的城门和街头又出现了日军的布告：

“布告：日本军于8月17日停止了战斗行动，然而向我挑战或有企图破坏铁路道路通讯线者，便作敌人断然膺惩。特此布告，俾众周知。此布。山西日军司令官”。

与此同时，太原市日本居留民，接到山西日本派遣第1军司令部的一份通知书：

“山西派遣军经晋绥军之请求，特留一部分兵力于山西，协助晋绥军剿共。居留民原拟赴北京者，可暂留太原。”

这样，日军在太原街头又猖獗起来。“日本并未战败，再过十年，将卷土重来”的谣言到处流传着，日军屠杀我国同胞事也间有发生。

不仅在太原，在临汾、大同、长治以及山西其他日军侵占区，莫不如此。阎锡山派梁培璜、楚溪春到临汾和大同后，分别与这里的日军司令官山蒲三郎和板本吉太郎商定：同蒲路与正太路之防务，主要仍由日军担任守备，晋绥军担任掩护铁路运输，并共同防御八路军之“侵犯”。这样，日军大部分仍然穿着原来的军服，荷枪实弹，往来巡逻于街头巷尾。

城野宏对从日本投降到阎锡山重用日军这段时间日本人的心理状态和行动表现作了下列描述：“过去耸着肩膀、挺起胸膛的看起来实在是威武不屈的日本人，从战败的一瞬间起，意外地失去精神，大有无精打采、丧魂落魄之感，而从前不敢抬头、提心吊胆的中国人，迅速出现了生气勃勃的表情和动作，看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过去作为统治者君临中国、对中国人采取相当残酷做法的人，想到肯定马上就会受到报复，从而产生了毛骨悚然的不安之感”。“可是这样的事态并未发生。起初，作为个别情况，曾出现了占领几个人的住宅的事件，但阎锡山回到太原，日本人的残留工作一经开始，这种现象就完全杜绝了。这时，日本人不仅能大摇大摆地活动，而且重新在阎方担任职务的人，其薪俸相当于同级中国人的两倍。因此，日本人方面所谓‘战败国民’的自卑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在中国方面也并未出现采取作为战胜国那种傲慢的统治者态度的气氛和环境。不仅如此，日本人方面又出现过去那种我们是优秀民族、指导民族的思想和态度，……”。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抢摘“桃子”（10）

阎锡山也深知他的这种做法是违背中华民族利益和波茨坦公告精神的。为了欺骗舆论，他将日军武器上的特别标志“*”去掉，打上“晋”字钢印，又将日军出操时架枪的情况拍成照片送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对阎锡山这种行径不仅不加以追究，反授以“受降模范者”的称号。

“残留运动”也遭到了许多日本人的抵制和反对。阎锡山为了笼络日本人和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断地在变换花样和作法。1945年10月，他召集他的亲信开会讨论办法。阎说：“对全部日本人留用问题，我一再和他们（指澄田、山冈）商议，他们始终不敢接受，只说可以由我们‘个别发动’。我想，从他们的中下级来个‘个别发动’，优予留用的办法，还是可以成功的”。“我们为了存在，非有一个非常的办法不可。现在我们的兵力不够，应付不了共产党。为了充实兵力，只得招兵，但招兵又有困难，即使招来十万中国兵，也顶不住一万日本人。你们应该好好努力，分头动员，设法争取，越快越好。”　阎锡山要苏体仁和梁上椿，以“接收委员”的名义，专门向澄田、山冈两日酋进行联系，请他们从中协助，并予以指导；要梁■武、张文照专门作日军中下级军官的争取工作。阎锡山嘱咐他们“千万不可用强迫的办法，一定要用‘合谋’的形式，与人家好好商量，进行工作”。

为了做好“合谋”的工作，阎锡山还提出立即成立一个“合谋社”作为发动日本人的专门机构，并由赵承绶代表他督导这一工作。

不久，在太原市海子边原“日华俱乐部”门口挂起了“第二战区司令部合谋社”的招牌。梁■武和徐咸寿（阎的内亲徐士珙之侄）分任正副社长。“合谋社”中设军事、经济、总务和文化四个组。军事组专负发动留用日本人之责；经济组专负收集处理日本人的遗留物资和保护日本商人照常营业之责；总务组专负收发文件、秘书工作及翻译工作和其他一切事务之责；文化组专负对内对外宣传解释和专替日本人组织娱乐之责。积极主张日军“残留”山西的日本军官城野宏、岩田清一和元泉馨（后改元全福）等人都被吸收到“合谋社”工作。城野宏担任军事组组长，负责发动工作。岩田清一（改名于复国），负责对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动员工作。元泉馨原为日军驻上党第14混成旅团少将旅团长，是在山西的日本上层参加“残留运动”最积极人物。他向阎锡山表示“愿立刻脱掉日本军服，帮助阎阁下进行‘剿共’战争，死而不悔”，因而被阎大为称赞，引为“同志”，委为太原“绥靖”公署中将顾问。“合谋社”出版了《晋风》等杂志，刊印了城野宏撰写的《日本人的立场》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从理论上论证了“残留”运动的意义，被分发到日军和日本侨民中。“合谋社”中还吸收了一批日军“骨干”分子，如小田切正男、永福浩喜和小林正孝等，他们被分到日军各部队或山西产业、华北交通等企业团体和侨民中去宣传“残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