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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人治（第1页）

唐太宗自发动玄武门政变，通过弑哥杀弟逼父屠侄而获取政权，坐上皇位后，内心始终放不下“逆取”政权带来的恐慌。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创建“盛世”来证明自己了，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子，证明他之所以坐上皇位，全是上天的安排。当然，他更要让“清明天子”的形象深入人心，让朝臣百姓忘记那罪恶的“玄武门之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太宗这么说也这么做，他要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可要如何调整？走什么样的治国路线呢？朝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以尚书右仆射封德彝（那时候的唐太宗还没有发现封德彝的两面三刀，更不知道他曾经在背后捅自己的刀子，依然对他委以重任）为代表的，代表着关陇贵族利益的“霸道路线”；另一种则是以尚书右丞魏征为代表的，代表低层民众利益的“王道路线”。

两种路线，大多朝臣都倾向于“霸道路线”，特别是关陇贵族集团。迷信武力的他们认定，人性本恶，大乱之后，只有严刑峻法才能让“刁民”们服从，因而，做就要做像秦始皇那样的，威服天下的天子；而熟读儒家《公羊春秋》的魏征则恰恰相反，他认为，人性本善，大乱后，那些渴望安定的民众最容易满足，也最好治理，因而不需要严刑峻法。何况，什么样的天子就有什么样的百姓，百姓是“刁”还是“顺”，完全取决于天子，因此，天子应该以德化天下，而不是依靠武力。

两方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对于魏征“偃武修文”的提法，朝臣并不认同，但唐太宗心里却是认同的，这契合了他要做“清明天子”的想法。他知道，大多反抗来自于镇压，何况，从“玄武门事变”阴影中还没有走出来的他，并不想给百姓一个“暴君”的形象，这违背了他要做“清明天子”的初衷。

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实施怀柔政策，以德化人。既然要“以德化人”，要“捕获人心”，那么他就必须做对“人心”有益的事情，要“心存百姓”，要实施改革。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唐太宗对此深有体会。

“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粮为本”。这个政策出来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又提出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意思是说，不夺农时，农村推行均田制。这么做的目的不言而喻，缓和阶级矛盾。然后用奖励耕种的方式让农民回归故里，从事农耕。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可以使曾因不断战事而荒废的农田得以耕种。除此而外，唐太宗还针对灾民设置了义仓，采用“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政策，让百姓不至于无田可种，用“轻徭薄赋”来减轻农民的负担……

有田可种，有粮可收，就能解决农民的温饱了，而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也就解决了“官逼民反”的问题，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饥饿最易引发暴乱。

“心存百姓”“安抚民心”只是针对百姓，针对民生的改革。对于针对朝廷，针对朝廷命官的改革，唐太宗则实施了“精减地方机构”，改变“民少吏多”弊端的方针政策。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贞观元年二月，唐太宗下令“并省”，提出地方行政机构只设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同时，他还设立了政事堂，以便合议问政。

“政治之本，唯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唐太宗一向都很重视人才，在还未坐上皇位时，他最擅长的便是“纳才”。唐太宗是得到过“人才”的好处的。从他能“打败”李建成来看，很大原因就是他的善于纳才。当年，若不是他的身边既拥有了房玄龄、杜如晦等文官，也拥有了尉迟恭、秦叔宝等武将，又怎么能夺得了天下？

如今，当上皇帝的他，想要坐稳江山，自然更不能缺少人才。

因而，坐上皇位后，他对人才的渴求也就更强烈了。他淘汰庸官，亲自挑选刺史，对于九品县令的任用则规定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一句话，你（五品以上京官）推荐的县令，你必须负责。此政策一出，一时之间，贞观元年初倒有些像当年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为秦王府选拔人才了，场面很是热闹。

唐太宗发誓要挑选最优秀的人才，建立最好的君臣关系。于是，他选贤任能、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不问出身……

贞观元年，李唐的“人治时代”开始了！

第八十八节两仪殿争功

（1）

任何改革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任何改革对某些人有利的同时，也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由此激发的矛盾便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