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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衰落与地方崛起互为因果（第1页）

19世纪末中央政权的严重衰落是地方势力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有些国家中，中央政权的衰落是地方势力崛起的结果。但在19世纪下半期的中国，中央政权的衰落则是地方势力努力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地方势力的崛起，又更加促使了中央政治权威的进一步瓦解。

一般而言，革命是不可能在中央政府十分强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中央政府是否强大，取决于三大重要因素：一是统治集团内部自身的统一与团结；二是中央政府有着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三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有着超强的驾驭能力。可是，19世纪后期的清王朝，恰恰是这三大方面最为脆弱的时期。

历史表明，自18世纪末以后，财政危机一直是困扰清王朝统治者的一个严重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政府的开支不断加大，而财政收入却没有太大的变化，雍正三年（1725年）约为3610万两，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则为3860万两。随着人口增长，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不断扩大，由于中央政府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经费，只得赋予他们可以征收附加税的权力。这就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向下层民众摊派苛捐杂税以中饱私囊的机会。也就是说，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很低，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明显增长，但下层民众的负担并没有减轻。相反，这种政策造成两个极为有害的副产物，一是官员贪污腐败现象的日益普遍和严重，另一个是地方财政实力的增强。后者成为后来地方政治形成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两个方面都极大地侵蚀了清朝政权，对瓦解中央政权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由于大量财富滞留在地方政府中，财政日益衰竭的中央政府越来越失去采取主动和进取性社会政策的物质基础。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就更是如此。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局面也许还可以维持下去。但在19世纪中期，情况骤然发生了变化。西方列强直接的武装入侵和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使缺乏财政基础的中央政权的虚弱立刻暴露无遗。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之下，中央政府已无能为力，只得向地方政权求助，而中央政府也不得不为此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中央政权的软弱与萎缩，另一方面则使地方势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清末湘系―淮系―北洋系地方集团的相继兴起，正是清政府为挽救危机，企图加强与巩固皇权统治而导致权力异化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爱新觉罗王朝日益破败衰微，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从顶峰跌落下来。使其然者，第一，是资本―帝国主义多次洗劫和掠夺。对清廷来说，尊严的折辱和利益的分割，是被迫的，痛苦的，其间不无反抗，因而有其组织的五次大的民族自卫战争。但是，一项项丧权辱国的条约，记录了清政府屈服妥协的过程。八国联军入侵之役，清政府以极其屈辱的条件和代价，结束了战争，保存了自己，但已经到了十分虚脱困乏、支离瓦解的地步，专制皇权彻底匍匐在列强的淫威之下。

第二，是民众反抗斗争连续不断的冲击。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大大重创了清王朝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国家机器——八旗军与绿营兵，清王朝用以支撑的军事机器从此盛极而衰。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各族人民的造反行动彻底摧垮了清王朝的八旗军与绿营兵，导致了清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严重破坏，地方督抚势力开始膨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纷纷成立，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革命书刊，迅速传播的革命思想，连绵不断的武装起义，以及遍布全国的各地民众的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使“奉天承运”、至高无上的专制皇权的威风扫地。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终于将腐朽的专制皇权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以辛亥革命的排满风潮为契机，清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被迫结束。

第三，造成清室专制皇权衰微的原因也在其自身。清末，吏治腐败，经济破产，军队衰朽，使清室挽救危机的种种努力，或被抵销，或成虚文，或适得其反。在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过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窳败腐朽的八旗、绿营，命将出师、筹集饷糈的传统办法已经不灵。战争的一再失利，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调整与修补其体制和政策，结果造成中央集权的陵夷和地方势力的膨胀。督抚练兵筹饷，专擅地方军民财权，打破了原来地方军民财政设官分司、互相牵制，中央地方上下相维的权力结构的平衡局面。虽然一些官员以“太阿倒持”、“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警告建言，但在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几十年间“盗匪蜂起”的威胁下，清中央政府已经无力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地方势力崛起于扑灭民众以暴力形式反政府的年代，它在挽救和加强清室统治的同时，客观上又削弱了这个政权，两种作用如影随形，无法避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控制清廷最高权力几达半个世纪，其统治靠传统的皇权威力与高明的平衡权术周旋于各利益集团和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排挤、争宠中，使其互相牵制，取得平衡态势，达到操纵和控制。先以满洲贵族与言官力量牵制湘系集团，后以淮系集团牵制湘系集团，并使湘、淮系各集团内部互相制约。当淮系势力过分扩张，又扶植张之洞与李鸿章相抗衡，同时以清流派讥弹地方实力派，束缚其手脚。对地方实力派，慈禧太后采取既依赖又裁抑，依赖中进行控制，裁抑时又予以支持，在各派争斗中求得平衡的统治策略。

当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拼凑北洋集团班底的时候，正是李鸿章淮系集团一蹶不振之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全部接收继承李鸿章淮系遗产中，北洋集团势力迅速膨胀。清末新政中政治改革的失败，使得清政府的虚弱面目完全暴露于全国人民的面前。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除了依赖地方势力派，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继李鸿章之死，刘坤一、荣禄先后衰病以殁，清室哀叹：“老成凋谢。”张之洞经营湖广多年，其实力较之后起的北洋集团，则瞠乎其后，这时运用牵制的术数已作用不大。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中，排满的调门不断提高，优礼重用能臣汉人袁世凯，依赖北洋集团，添上了抵销排满宣传的作用。虽然满洲亲贵对袁世凯猜忌日深，枢垣弹章交上，但终慈禧太后之世，对袁宠信不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与张之洞同一天内调军机处，一般被看成“明示优崇，隐收兵柄”。但只要稍微考察袁世凯内调后，袁氏的其他党羽，仍然高居要津等史实，就很难说慈禧太后已经不再信任袁世凯的说法是全面的。事实上，袁世凯与朝廷中各派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也曾演出了激烈的倾轧局面，但都没有超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范围。这一点，慈禧太后心中十分清楚。她一方面要依赖北洋集团，另一方面又绝不能让它超越雷池一步，萌生更大的政治野心。应当说，慈禧太后的政策是高明的。在著名的丁未政潮中，瞿鸿禨、岑春煊先后发起倒袁行动。慈禧太后洞察曲直，坚持宠信袁而舍瞿、岑。取舍之间，要在实力的有无大小。面对汹涌的排满浪潮，权倾朝野、实力雄厚的北洋集团对清政府来说，分量比瞿、岑重得多了。除了继续重用袁世凯、张之洞这样的具有举足轻重的汉大臣来抵消排满革命的举动、维持国家的政治局面，难道还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吗？在维护清朝统治上，皇家利益永远高于内部分歧。慈禧太后身后，载沣驱逐袁世凯，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因此，在北洋集团产生、发展、形成的过程中，清政府对之依赖和支持是主要的，其间虽然不无牵制、裁抑，是为次。

清末半个世纪中出现的几个地方集团，均缘镇压革命之机而崛起，并与传统的军制发生变革相伴随，因而都是以军事为突出特色的军事官僚集团。常说的“湘军集团”、“淮军集团”、“北洋集团”，就是指这个特点而言。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清廷调兵遣将，分援南北无虚日。奈旗绿各营，溃败相循，不得不全赖曾国藩的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湘淮勇营代替八旗绿营成为清室主要武装力量，其结构、组织与旗绿制兵有着显著的差别，军制在战争中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半私人性的军队成为近代军阀的雏型。甲午战争中，“湘淮同悲”，编练新军之议蜂起。对于“以武功定天下”的清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军备废弛更大的危机和悲剧呢？于是，朝廷下练兵自强诏：“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勿生懈志，勿鹜虚名，勿忽远图，勿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1]至清室覆亡前的几十年间，清政府始终以练兵为“第一大政”。变革军制，编练新军，朝廷三令五申，各省以练兵为忙。辛亥革命后，时人讥谑着指“崇文”、“玄武”两门额说：明崇祯亡于文，清室亡于武。失掉人心的清政权在垂死挣扎中，除了乞灵于武备的整顿起死回生外，几乎是回天无术了。北洋新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组建、扩充以至编成北洋六镇的。袁世凯把新式武器的使用与西洋新式编制结合起来，又将近代化的军队与封建的半私人性结合起来，较曾国藩、李鸿章两位老师更高一筹，充分运用金钱、感情将国家的军人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在军事力量扩充的同时，袁世凯本人及其亲信也个个飞升，占据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关键位置，北洋集团遂以形成。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湘淮地方势力派集团；在镇压义和团和景廷宾起义过程中，袁世凯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并得到慈禧太后的卵翼和列强的支持，最终形成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官僚集团。然而，让那位“老佛爷”始料不及的是，她一手扶持了北洋集团，其身后大事却最终为北洋集团所坏。政治斗争实践证明，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得陇望蜀是人性深处的弱点。如果说，在地方势力壮大的过程中，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道义感很强，中央和地方还可相安无事的话，那么，当连秀才都不是的袁世凯势力膨胀到足可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候，内轻外重的情况就变得严重起来，他必然要再前进一步，取得国家的最高政权。辛亥革命中，袁世凯乘势而起，背叛清室，凭借手中的军事实力和机诈权术，左右逢源，一手逼使革命党人交枪，一手胁迫清室退位，最终实现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目标。这种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正好应了赵尔巽等在《清史稿》中所言的“以兵兴者，终以兵败”[2]这句话。历史说来是何等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