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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方势力膨胀之恶果（第1页）

历史车轮驶入咸丰朝，一部分督抚利用国内战争所提供的特殊机会，不顾原有限制，越权采取各种措施，包揽把持军、财、吏诸政，使督抚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完成由平时性向战时性的转变。与之不同，另一部分督抚虽也有变化，但仍拘于原有各种限制，远未完成向战时性督抚转变。结果，在激烈持久的内战中，前者建功立业，声威赫赫，后者或兵败身死，或失地被革；以至前者日多，后者日少，几成全国“改制”局面。随着地方武装的扩张，清朝中央的军权下移，地方上出现了军政合一的局面，这是清朝入关后从未有过的现象，中央对地方的严密统治局面终于被打破，原有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体系也陷入了严重削弱和解体的境地。其主要标志是湘、淮军的兴起。

湘系、淮系、北洋系构成了晚清地方势力坐大的基本环节，成为这一时期政局变化的主要轨迹。

罗尔纲先生说：“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1]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政府下令各地在籍大臣，连省督办团防。曾国藩采用新的方法，在湘将分散的地方团练合并，形成了独立的正规武装——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这支军队发展壮大成为一个震慑朝野的湘军集团。在湘军集团内部，曾国藩利用同乡、门生、故吏等地缘、血缘、师生的封建关系来形成军队的主干，并由这些主干自行在家乡招募士兵，这样便形成了从士兵到将领直至曾国藩为中心的层层隶属网络。军队所信仰、效忠的不仅是国家，更直接的是曾国藩个人了。湘军的这个特点，奠定了它在近代中国私人半私人军队先驱的地位。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进程中，湘军很快就取代了绿营而成为作战的主力。曾国藩等湘军领袖的地位，随着湘军集团的发展也不断上升，成为威慑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们在军事方面，用兵为将有代替了兵归国有，募兵制度代替了世兵制度；在政治方面，用督抚专权来对抗中央集权。湘军兴起以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开始掌握地方实权，从此打破了满洲贵族一统天下、高度中央集权的局面。同治以后，湘军将领中就有13人做了总督，13人做了巡抚，如江忠源、李续宾、严树森、刘长佑等都官至督抚，而李鸿章、左宗棠更是权倾朝野。“内轻外重”的局面遂告形成。正如范文澜所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2]

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为了减轻朝廷的疑忌心理，曾国藩大量裁撤湘军，湘系的军事、政治地位下降，淮军则上升为清王朝所依靠的最强大的一支政治、军事力量，淮系集团又乘时而起。

淮军是继湘军以后，汉族地主建立的另一支地方武装。淮军集团实际上是从湘军集团中分离出来的。它的领袖李鸿章本来就是曾国藩的幕府成员。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六日（1860年5月6日），太平天国攻破江南大营，长江下游尽为太平军所有。为了收回苏、常，防止上海陷入太平军之手，咸丰皇帝命令曾国藩率领湘军开赴长江下游。但是，曾国藩不愿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长江中上游地盘。为了执行朝廷的命令，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命李鸿章回家乡合肥招募淮勇五营。同时，曾国藩又拔湘勇数营给李鸿章，并派湘军名将程学启、郭松林帮助李鸿章按湘军营制训练淮勇。同时，曾国藩又竭力举荐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担任江苏战场上镇压太平军的主帅。自此，李鸿章的淮军迅速发展，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发展成一个势力强大的淮军集团。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一时，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渗透经营20余年，门生故吏遍及各地，造成了一个舍他之外，清政府无其他兵力可倚、无其他能员可以担任外交方面的局面。时人奏参李鸿章兄弟一门：“以功名显，其亲党交游，能自树立。文员自监司以上，武职自提镇以下，实不乏人……惟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辗转依附，实繁有徒。久之倚势妄为，官司碍难处置。”[3]就是这样一个清政府赖为依靠的地方势力派集团，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战争中却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私军化和地方督抚专权这两个霉菌既已生成，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在国内腐败的政治环境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的条件下，却是遏止不住地反复更生并迅速膨胀，最终打破原有的政治结构而居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中央集权制度及其现存法规，既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分权所破坏和取代，这就必然埋伏下了日后中央与地方、满与汉新的一轮权力斗争的祸根。继淮系而起的北洋集团，正是承传了湘、淮集团这样的基因，并最终形成了后来军阀政治的最大资源。北洋集团实际上也算是甲午战争的产物。淮军在甲午战争中覆灭，淮系失去了自己的军事后盾，从此为清政府所冷落。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军队，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军事上的失败，刺激着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开始改变，到处发出整军经武的呼声。清政府失去了淮军的支撑，也极力想早日建成新的武装力量。在此背景之下，袁世凯、张之洞等洋务派开始注意以西方军队的训练方法、管理方法，来改造现有的军队，这就开始了清末新式陆军的编练。于是，北洋军崛起，北洋集团继淮军集团之后又迅速崛起。

实际上，清末崛起的北洋集团与淮系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领袖袁世凯原本就是李鸿章早年派往朝鲜的一名淮军官僚。在李鸿章的支持与庇护下，袁世凯才迅速发达，博得了知兵、谙练外交的名声，才参与小站练兵。新建陆军的大多数官佐也都来源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北洋集团被人指为“淮军余孽”，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李鸿章给袁世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淮军余部、有经验的官吏、大批的路矿电轮企业以及打下的与列强交往并获得列强认可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淮系的衰落使清政府顿然间手足无措，多年养成的依赖心理与习惯一时难以适应，所有这些都成为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急剧发达的条件。袁世凯乘此时机，短短数年，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由温处道而直隶按察使而山东巡抚，由山东巡抚进而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久又另兼八大臣之职，最后一直升任到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位置，很快成为权倾朝野、傲视天下的人物。他不失时机地拉拢其他王公大臣，到处安插亲信，网罗各方面的“人才”，练兵筹饷，结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以北洋军为支柱的北洋封建军事官僚集团。

湘、淮集团开创的局面为北洋集团所享有，这是北洋集团得以顺利发展、急剧膨胀的一个重要条件。近代著名军事家蒋方震说过：“湘军自咸丰二年（1852年）办团练始，迄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大定回疆，为时盖三十年，自是以还，湘军之事业无闻焉。淮军自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陈湘军暮气不可用，荐李鸿章自代，遂以李节制各军，迄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之败，为时亦三十年，自是以还，淮军之事业无闻焉。小站练兵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年而小成，十年而大成，今功名之盛，较湘淮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明乎递嬗之迹，以其时考之则可矣。”[4]湘系、淮系、北洋系构成了清末历史上导致中央政权结构不断削弱并最终被打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正是这个链条，最终束缚并绞杀了大清王朝。

湘军集团在扑灭太平天国以后，虽然没有公开与中央分庭抗礼，但是，太平天国以后督抚专权的局面已经形成。相当部分的地方政权重新组建，军事色彩也非常浓厚。而且，随着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和清政府对外的无能，这种督抚专权、内轻外重的局面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曾国藩死后，湘军及其后继淮军集团，已经控制了许多地方的督抚大权。尤其是淮系集团领袖李鸿章开府北洋，20余年，用人筹款，一切便宜行事，“广设局所，大兴洋务，天津一隅，遂成藩府专制之局，而朝廷不敢诘也”[5]，更是对以后的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分别控制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大权达十数年之久，并左右清廷的内政外交，成为清政府最为倚重的地方实力派。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而为督抚者，又都各专其兵，各私其才，唯知自固疆圉，而不知有国家，故康有为至以当时十八行省，比于十八小国。[6]“官吏之视总督，若实封斯土者，凡所建议，莫敢支吾。”[7]“督抚一喜怒而百城皆风靡；督抚一去留而属吏半更新”[8]的局面，使中央“什么事都办不成。外务部正式许诺过的事，各省竟断然拒绝照办……外省反对朝廷似乎日渐激烈。前途如何谁能意料[9]”？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竟敢公然拒不执行朝廷命令，对中央政府的呼救置之不理，却与列强各国达成默契，宣布东南互保，使东南地方保持既不倾向政府又不倾向列国的中立，这种宁肯置中央于不顾，也绝不开罪于列强的做法，从未有过。督抚专权到了如此地步，中央政治权威的社会控制功能已经遭到直接的破坏，中央集权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关于清末督抚专权的问题，孙中山在当时就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撰写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即以江楚两处为例指出：“湖广总督治内土地十四万余哩，人民五千五百万有奇，两江总督治内土地十五万七千余哩，人民六千五百万有奇，两总督于治内有无限之权，税可自征，兵可自练，已俨然一专制之君主矣。”[10]清末著名御史赵炳麟也认为：“各省封疆自为风气，爵赏废置，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司道以下感恩私室，各树党羽，暗窃朝权。”“天子号令不出一城。”[11]揆诸史实，这些都不属于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