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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军人当战死沙场只求马革裹尸还！说不定哪一天兄弟我就为国捐躯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

蔡文治顿时微微一愣，他一直以为高飞的慷慨激昂是人前之言，但是现在看来则是高飞自己的心里话！高飞呵呵一笑安抚蔡文治道：“咱们中央特种作战集群的构架已经支了起来，我是军事主官，你政训主官，也需要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我们已经再无可退了，要给我部官兵树立一种我生国亡，我死国存的信念！”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蔡文治反复的念叨了几遍之后，望了高飞一眼道：“你是在担忧眼下的战局吗？日本人四处分兵进击，先是第六师团，又是第一零一师团，现在则是第一零六师团，我军则严阵以待，就等着日本人一头钻入咱们的口袋阵。”

高飞点了点头道：“也许还是一只被装入牢笼的猛兽，我们的笼子并不结实，或许只是一个面袋子，而日军却是一柄利刃！薛岳是老资格不假，其战术指挥上也颇有见地，但是我们的对手也不白给，其从武器装备到官兵素质都要远远超过我们！”

第二百七十三章　武汉会战之千（上）（2）

蔡文治点了点头道：“薛岳此人性格多少有些骄横，其字伯陵，乃是广东省乐昌县人，原名薛仰岳，据说是因为他出生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国土台湾沦丧，民族危机空前。其父为他取名“仰岳”，“就是取义效法民族英雄岳飞之意”！成年后，薛岳认为“只是敬崇岳飞尚未足以称其心意，乃去仰字，单名岳，直以岳飞自比”。薛岳年仅十一岁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开始接受军事教育。十四岁加入了先总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与邓演达、张发奎等一同考入保定军校步兵科第六期。早在1921年五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动第二次护法运动，薛岳任大总统警卫团第一营营长。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越秀楼，围攻总统府，薛岳率官兵曾冒着枪林弹雨掩护夫人宋庆龄安全撤离，深得先总理嘉许，北伐师即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常常以少胜多，剿共期间，薛岳曾任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追击残匪。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薛岳先后指挥部队在上海、南京、河南一带与日军激战，薛岳在指挥战斗中坚决果敢，被称为“老虎仔”，有薛岳坐镇指挥我充满了信心，如果日军第一零六师团敢于孤军深入，那么绝对会打他一个有来无回。”

高飞犹豫了一下道：“关于破袭日军野战机场的作战计划，我已经完成了，你看一下吧！”

特种作战集群准备袭击日军位于横店的机场的情报是由军统方面提供的，横店日军野战机场平时有九十七架到六十五架各种类型的作战飞机，日军一个铁甲车中队和一个加强大队的兵力部署在机场之内，担负机场的警戒，因为零号兵站的遇袭让日本人对于兵站、机场等重要目标的安全保卫，尤其是警戒部队已经不再是之前的二流预备部队了，而是全部成为了甲种师团最为精锐的作战主力部队。

所以袭击任务可以说非常之难，大股的袭击敢死队无法渗透日军的防线，而小部队又难以对戒备森严的日军机场构成威胁，所以最高统帅部才会准备牺牲三到五个军的决心，坚决打掉日军的野战机场。

实际上，最高统帅部也清楚，他们不过是摧毁横店野战机场，而无法摧毁日军的战机，这些日军战机还随时将会对中**队制造极大的威胁。

高飞的作战计划在蔡文治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因为高飞准备采用意大利的伯莱塔公司的小型维妮客机，空降五名特种作战分队的狙击手，使用瑞典sr100型二十毫米反坦克步枪，远距离狙击日军机场上的飞机？

蔡文治将计划还给了高飞道：“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有多高？或者说我们的小飞机实施空投前遭遇拦截的几率大不大？

第二百七十四章　武汉会战之千（下）（1）

第二百七十四章武汉会战之千（下）

面对蔡文治疑惑，高飞无奈的摇了摇头道：“我之前在训练中心训练了一批队员进行伞降，不过很多队员只跳过二次而已，能否成功的在夜间进行伞降，然后从一千公尺外向日军野战机场上停留的飞机射击！这一切不仅仅需要技术，还需要一点运气，这原本就是一次有去无回的行动，参战的队员需要自愿报名，我们就如同放风筝一般将他们放了出去，他们就是一只断线的风筝！”

蔡文治深深的吸了口气，在他眼里第五纵队实际上的性质就是一支不择不扣的敢死队！明知赴死却敢于赴死的是勇士！是值得人们所尊敬的，对于高飞的这个作战计划，蔡文治也提不出异议，用高飞的话说面对山河破碎，所有的中**人早就应该去死了！无疑蔡文治眼中的高飞最不缺乏的就是热血与衷肠！

高飞在紧锣密鼓的准备袭击日军横店野战机场，而主战场上薛岳在接到蒋介石的临危受命之后，根据对日军的整体战略动向的判断作出了部署，以主力固守南浔路正面阵地，一部加强鄱阳湖的湖防，机动部队部署于德安西方地区，待机出击敌之侧背。其基本精神是“北守西攻”，即在南浔铁路线上北南面北，采取固守，以牵制日军，保卫南昌！对沿瑞武路、瑞通路西进的日军，背东面西，采取攻势，协同沿江方面的作战，并相机歼灭敌人，薛岳自己最为拿手的就是阵地战结合运动战，在运动中完成诱敌深入的战术部署。

七月日本开始大规模正式进攻武汉外围广大地区，日军此战的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为此集结了几乎日本能够投入的全部机动兵力，共计陆海空三军超过三十五万余人，另以新增调近四十万大军配合作战。

畑俊六调动陆海军航空兵的五百余架作战飞机，军舰一百二十余艘，庞大的兵力也使得作战经费猛增了三十三亿日元，但是随着战役的进行，畑俊六也开始发发觉，似乎他之前准备的部队还是有些不足？中**队越来越难以击溃，也越来越不愿意举手投降了，武汉攻略似乎没能开个好头？

畑俊六站在地图之前望着上面繁多杂乱的部队番号感到有些头痛，大本营那些足不出户的家伙们哪里知道什么是战场？哪里知道战争的危险所在？似乎原本三个月就能击败的中国，现在看来就算是三年也未必能够成功，大日本帝国的国力已经到达了极限，恐怕中国没击倒之前，国内的日本人就要被饿死一多半了，帝国参谋本部也给在中国的军队下达了就地可食的命令，这就意味着军部不在负担各部队官兵的津贴和主要的伙食物资供应，简单的说就是让部队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抢得多的就吃得好，抢不着就要饿肚子？

在这里命令之下部队的军纪还可能好得了吗？对此，畑俊六十分质疑，第十一军的军长冈村宁次更是举手反对，甚至要直接上书给天皇陛下，这样的行径只能激起更多的反抗，在广大的华北、华中，几乎每天都要有超过五十名的皇军官兵在袭击中遇害，而这五十名的数字则是反复压缩过的结果。

畑俊六清楚的知道，连关东军新组编的几个独立混成旅团都给了他，大日本帝国真的无兵可调了，甚至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大本营陆军部下达文件回收学校的教学训练枪用于补充惊人的战损，陆军方面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攻占汉口附近地区把蒋政权逐出中原成为了此番作战的最新战略目标，而天皇陛下的命令明确表示过，此次大战所期待的是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但是现在看来恐怕是很难达成这个目标，因为重庆又成为了继武汉之后中国人的又一个抵抗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