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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1页）

代影视表现出来。它从何而来？从《荷马史诗》。假如说我们今天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或者改编成一部小说叫《黄帝蚩尤大战》的话，那也是从司马迁这儿来的。而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还有《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朱熹对此慷慨悲歌谓之：“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篇》里引周亮工的话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项羽被困垓下慷慨悲歌的那四句，我们今天还在传唱。这里的疑问是，当时他已经在那样的境况下了，还有心情作这样的诗吗？即便是作，只有他和虞姬两个人，后来虞姬拔剑自刎了，项羽也自刎江东。这诗是谁给记下来的？如果没有人记，那就是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是什么？文学的历史真实。但是我们在看《史记》的时候，或者以前在看《史记》的时候，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相信项羽一定在那样的时候慷慨悲歌了这四句。对吧？由这个，我再来讲下一个例子。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1）

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做过一件被中国民俗学界视为里程碑的事，他通过研究孟姜女千里寻夫（万喜良）哭倒长城的传说，为他层累造成古史的说法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顾颉刚认为历史是经过层累造成的。透过我刚才讲的那些细节，大家能明白，“荷马史诗”是通过一代代歌手的传唱形成的。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所接受的很多历史，其实都是歌手们传唱下来的“荷马史诗”，也就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经考察，顾颉刚发现春秋时期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即杞梁的妻子，很明确。这个杞梁有两个写法，一个是稻梁的梁，一个是优良的良。杞良本是杞国战将，在与莒国作战时战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良妻志哀，被杞良妻拒绝。为什么？因为按照礼仪，悼念应在家中，而不是在野外进行。这是最早的原型。

顾颉刚发现，这个故事最初并非源自民间，而是来自贵族上层对于礼制、礼仪的看法。也就是，她只是说，你在野外悼念我丈夫不行，你得到我家来。这是孟姜女最早的那个原型。

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商业很发达，娱乐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编故事、编歌、编音乐。杞良妻的故事就进入到歌和音乐中来，几经传唱，变成了会唱歌的杞良妻，在哭丈夫的时候哭的就是歌的调子。到了汉代，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说”又使故事衍变成杞良妻能哭，天地动容，城垣为之崩塌。城中最大的是长城，所以到南北朝时，尤其北齐大兴土木修长城，杞良妻哭倒的城就变为长城了。但这时候还不是秦始皇的长城。大家注意，是北齐的长城。民间这个时候的传唱，是因为要反对北齐的暴政，反对北齐修长城、拉民夫、苛捐杂税。到了唐朝，传唱的人们一想，长城是秦始皇开始修建的，这个故事便与秦始皇扯上了关联，然后杞良妻的名字在唐朝正式成为孟姜女。而实际上，“孟姜”在春秋时期只是一个美女的代称，并非什么固定的人名。

美女哭长城，慢慢变得有鼻子有眼了。我们从文学上来考察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还是很好的吧？能够催人泪下吧？甚至这样的女性也是很令人敬畏的吧？千里寻夫，就把长城哭倒了，而且对秦始皇这个暴君的那种憎恨，我们也油然而升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神话当中去寻求历史真实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没有顾颉刚先生通过这样的历史考证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想到它的源头是在春秋时候由宫廷礼仪所来的吗？没有。这又是一种文学的历史真实。文学的历史真实常常搅乱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也常常使我们以为，文学中的历史真实就是历史当中曾经发生的真实事情的样子。所以，在读文学作品，或者在读史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辨析的头脑。这个故事说明，后世所谓“孟姜女哭长城”与秦始皇暴政挂在一起的传说，是在最原始的信息上一步步叠加起来的。

因此，无论口头还是文献，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件，在经历了后人层层叠加进和当时情境相糅合的“记忆”加工以后，成为了新的流传，使传说与历史之间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便很容易令人产生疑惑，即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有多少是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历史的真实”？“歌手”们为后世提供了“荷马”或“孟姜女”这样现成的虚构，而我们又常常把虚构弄成真的历史。

这随手可举出很多例子，以前我也讲过，比如雍正是不是被吕四娘所杀？埋在西陵里的雍正，脑袋是不是金的？这是清朝几大疑案之一，稗官野史说雍正是被吕四娘进宫砍掉脑袋以后埋葬的，埋的时候没有头，装了个金脑袋。这是传说？是史实？还有，“雍正篡位”是改了遗诏吗？以前我们有很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都相信雍正改遗诏的说法。我小时侯就一直对此深信不疑。我父亲在故宫工作，他也跟我这么说，能假吗？而且，说得绘声绘色：雍正让隆科多把那个“正大光明”匾背后的康熙遗诏拿下来，把“传位十四子”的那个“十”添个横，加个勾，雍正就当皇帝啦！多好听的历史故事啊！而我们居然把这个故事当真实。一直到了很大，看书时我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历史的虚构其实很脆弱，一捅就破。现在很多人也都拿这个做例子。首先，康熙要写遗诏，按照习俗，满清的皇子要加上“皇”字，“皇多少子”才合适。如果是“传位皇十四子”，就没法改啦，要改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不对了啊！这个说法便不攻自破了。还有最致命的，满族的大清皇帝写遗诏，像我们去故宫看那些大殿，从来都是汉文和满文对照的吧。如果雍正有本事把那个汉文的遗诏添一横加一勾给改喽，满文怎么改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像这样历史的所谓真实细节特别脆弱！稍加分析，稍加疑问，你就不会再被愚弄了，不会再上历史的当了。而这个当是谁让我们上的呢？稗官野史！常常是作家！常常是“戏说”！

但是“正说”就不会让我们上当吗？就不会让我们产生疑问吗？下面这个例子，又像探案一样，非常有意思。老舍是否差点儿获得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下面我们像探案一样来分析一下。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想像顾颉刚探寻孟姜女哭长城的源头一样，一直往上探寻，终于把我所能探寻到的那个源头给找到了。我们来一步一步地看这个源头，来看以“正说”形式说出来的，是神话，还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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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2）

为了写好博士论文，我在三年的时间里系统地阅读了不少的西方史学著作，并由此发现，也慨叹，怎么那么多漂亮的话都是西方人说出来的？我们也有不少史学家，怎么跟西方史学家一比，就相形见绌了？西方史学家说的很多话，闪耀着多么睿智与理性的光芒，那种深刻性，对我的启发和触动非常大。也许因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传统比我们长？通过写作博士论文，我从西方史学、西方史家身上汲取了非常丰富的营养。声明，我并非学术崇洋啊。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空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描述到了老舍之死时，写到了下面的这一段记述。我最早在看到这段记述的时候，也是没有丝毫怀疑的。但后来，我的质疑出来了。我们把自己想象成看到这段话的第一个读者，在第一瞬间，你对这样的描述是怎样看的？虽然它是学术著作，但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它是文学性的，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

“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大家先记住这个时间。大家都知道8月23日老舍被斗，24日离家出走，25日发现尸体。8月24日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老舍先生的忌日），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掷地有声，言之凿凿。我们对它能质疑吗？合情合理，疑点何来？如果您有疑点，用心何在？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现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关纪新先生——我叫他关老师，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师长，我跟他还谈过这件事——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

“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我们不知道文革时候世界是不是忧心忡忡关切着中国，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相情愿），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这个奖不用说肯定是诺奖。诺奖跟老舍在文字中确确实实挂上勾了。我们有没有想去查一查，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谁？我们有没有想查一查，川端康成究竟是哪一年获的奖？

一查，坏了！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我想，第一，有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在两年以后授给川端康成？这个可能性存在吗？不存在吧；第二，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在授给川端之前有没有曾经想把该奖授予老舍？老舍差点获诺奖，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口述的传说，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至少现在还无从知道。我们只有等到50年以后——等到2016年或者2018年把1966年和1968年诺奖的档案揭秘之后——才能会清晰地知道，1966年和1968年有没有过老舍与诺奖的关联。

因为中国人的诺奖情结，诺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有许多中国作家也有很复杂的心理。有的作家表达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那是西方人的标准”，“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那个奖并不是衡量文学成就高下的唯一标准”等等。但是也有人急于想获那个奖，也有人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可以获那个奖了。我记得我有一次曾经当笑话讲给大家听过一件事，那是被海外的某个汉学家披露出来的。说有一位自认为是中国大腕的作家，给一位美国汉学家写信，希望他把自己的长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因为他认为一旦翻译，这个作品肯定能得奖。诺奖的奖金很高，为了诱惑这位翻译家，他跟翻译家说，如果我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咱俩平分。好在那位海外学者给这位作家留足了面子，至今都没有说出给他寄稿寄信的人是谁。要不然太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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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3）

为了追本溯源，我再次特地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春秋时候那个孟姜女的原型从哪儿来啊——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1978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但是我们也要分析，为什么最开始有1966年的说法，后来又有1968年的说法，有没有可能是歌手在传唱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矛盾所在？川端是1968年获奖，不是1966年，错啦，赶紧改吧！所以，在传唱的时候又把1966改成了1968。可是不能随便改，要有理由啊，为什么要改？于是，用另一个理由来支持这个改动，即老舍先生死了以后，因为当时中国处在那样一个时期，所以跟外界全部隔缘了，外界并不知道中国的作家老舍先生辞世了。两年之后才到中国来调查，知道这个人已经去世，只好颁奖给另一名东方作家。最早的孟姜女春秋的雏形在这儿！

在场的朋友有没有在2000年7月30号听舒乙先生在这儿讲《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那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新馆的第一场义务演讲，舒乙先生在那天的演讲中曾经提到：“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舒乙老师在讲这段话，我们在场的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愿意相信吧？当初听的朋友们可能有很多是愿意相信的。撇开我们对老舍先生个人的深厚感情，另外可能还有一种情结，觉得中国上个世纪百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终于有一个人可能跟诺奖擦肩而过，它要是真的该多好啊！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获奖，日本有一个川端获奖，而且前几年又有一个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奖了，中国泱泱大国，作家无数，每年生产一千多部长篇小说，但现在居然还没有人获得诺奖？遗憾啊！跟这种心理是否也有关？

舒乙先生讲完了以后，有媒体记者提出了质疑。问舒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