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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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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一夜，何大福决定豁出命来也要营救杨春。一早起来，他就直奔钱仁德办公室：“杨春这件事，不怪他，怪我。他不懂财务制度才那么干的。恳求局长出面救救杨春。”　。。

“干出成绩是你们的，干出问题是我的！”（3）

钱局长理解何大福：“关系到经济犯罪的事，谁都不敢说话。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只能出面找领导反映反映！”

找完钱局长，他又去找公安局长，说：“上面规定2000元抓人是不错，但杨春没上腰包贪污啊！他是为厂里办事抵冲账的。”

局长对他说：“你讲的情况我清楚，可是这件事是县里几个领导都批示的，不抓不行！”

何大福只得直接找到万庆彪县长。没想到，还没开口，万县长倒先开口说道：“是为犯罪分子说情来了吧？”

“什么犯罪分子？杨春属于违反了财务制度，他的钱没有上腰包，没贪污，怎么说他是犯罪分子呢？”何大福辩解。

“公安局都查过了，他请客送礼的证据都没有，也没有领导批准，私自行为就属于贪污。”万庆彪反驳。

“怎么没有证据？我就是证据。他请客送礼的事，我都知道。”何大福说。

“那你批准的手续呢？”万庆彪问。

“当时忙，没来得及办，现在我来补办。”何大福说。

“迟了，现在已来不及了。我劝你不要再到处找人求情了，这样影响很不好。最近我们和工业局、工交党委领导碰过头了，说你这一年多工作干得很不错，准备提你当工业局副局长，万一传出去说你包庇犯罪分子，会影响你的前途的。”万庆彪对这个老部下一直很关心，也很有愧意。何大福跟他二十多年，他都当县长了，何大福还仅仅是个股级干部，有点对不起他，想借机提携他一下。

“当副局长？我现在不想了！我只想请你们放掉杨春。我在厂里对全厂都说过，干出成绩是大家的，干出问题是我何大福的。如今真的出问题了，杨春被抓进牢房了，我却在外面逍遥自在，而且还要提拔当副局长，我怎么能心安理得？我怎么向全厂职工交待？职工说我讲话不算数，对我不信任了，我怎么干得好！”何大福一股脑儿对老领导吐出这段话时，眼里全是泪水。

万庆彪感动了。他为这位老部下的高尚情怀而骄傲。何大福跟着他在化工厂干了十五六年，那时他万庆彪也是只想到工作，对他用得多，关心少，何大福从没有怨言。可今天，他竟为一名青年大专生这样大声呐喊，真是感人至深！

三个月后，杨春被免予起诉释放了，具体原因不明，可能是公安局认定杨春没有贪污上腰包，可能是何大福四处求救起了作用，可能是万庆彪、钱仁德一班县局领导从中说了话，也可能是政策有所宽容。总之，杨春是放了回来，而且没戴任何限制使用的帽子，只带着领导一句话：“今后要注意点。”

何大福升任副局长的“红头文件”没有下来。但他却被人们誉为敢于仗义执言的一条汉子，各路英才如过江之鲤，直朝金箔厂涌，不几年时间，金陵金箔厂成了有200多名大专以上各类人才的“高地”。

“是你们请我来讲的！”（1）

金陵金箔厂在何大福的带领下，闯的“纰漏”越来越多，企业的经济效益却越来越好，企业也越来越有生气，在当地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必议的话题。许多企业纷纷要求工业局出面，组织全县工业系统干部集中起来，请何大福讲讲，介绍他们办厂的经验。当时全国都在贯彻###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指示精神，聚精会神抓经济建设。工业局领导认为这个建议请求很好，可以借机推动全县工业发展。但一想，也不能光叫何大福一人出面介绍，应该找两三家一起来介绍发言，还要请县里几个领导都来做做指示，上上课。他们这个想法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批准。于是，县工业局与县委党校合办的一场工业系统干部培训班就组织起来了。

何大福接到介绍发言的任务，愉快地答应了。他想，这样也好，一方面可以对全县工业有个促进，另一方面将金箔厂的有关想法、做法跟大家汇报汇报，可以让大家解除误会，不再对金箔厂存有偏见。于是，何大福经过认真思考，精心准备，拟了一个提纲，列出很多事例。可以说，这是何大福一生中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发言。当时在金东县全县上下，特别是秘书班子的成员，广为传颂何大福的一句名言：“我们这些当秘书的，老是写稿子给领导做报告，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写稿子自己做报告！”直到何大福到金箔厂上任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不管单位大小，反正能自己写稿子自己做报告了！今天，何大福还能自己写稿子，在全县工业干部面前做报告，怎不令他激动不已！所以他非常重视这次发言。

何大福始终认为，改革开放关键在于人们的世界观转变，特别是各级干部的世界观转变。工业局这次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参会者主要是工业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所以，何大福的发言题目就叫：“论在新形势下培养和锻炼一大批新型干部人才问题”。

轮到何大福讲课的这天，县委党校能容纳一百多人的教室里座无虚席。开始，所有主持的领导，包括党校教职员工，谁也没在意此次上课，以为跟一般请人上课一样，走走形式，“学员”听听拉倒。谁知何大福讲着讲着，教室里叫好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吸引了党校其他课堂学员和党校职员一起挤进来站着听，最后连教室外的所有窗口都站满了人，校长也闻讯挤了进来。

何大福讲的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关于干部培养任用的新观念。

何大福说道：“当今社会里，能当一名厂长，应当说，这无异是非常光荣和值得自豪的事。厂长的位置是多么令人向往、令人追求、令人羡慕。厂长们有职有权、有车坐、有楼住，许多方面还有特殊，工资待遇也是最高的。厂长既是企业最高行政领导者，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正因为厂长的位置有这么多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想干厂长的大有人在，简直就像公共汽车上的座位一样，有个人下了车，让了座，马上就有人顶替坐上来。这确是一个可喜现象，说明我们现在的干部队伍后继有人、蒸蒸日上。但是，我们中间许多同志包括已在任厂长的同志并不一定都清楚，作为一名厂长，你知道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吗？你知道责任有多大吗？你知道厂长的素质应该有多高吗？商品竞争激烈异常，你知道时代要求厂长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吗？很多东西，如果不说出来，大家以为现在的厂长，什么人都能当，谁当都能当好，如果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真是在开玩笑了！为了把我们的企业办得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吃上康乐饭，现在就得把我们的干部标准提高一步，把我们的厂长培养成‘会经营、会管理、会用人、会办事、品行正’的高档人才。一个企业的厂长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厂长是企业兴旺或者衰败的标志。厂长肩上的担子千斤重，身上的责任相当大，素质要求相当高。在一个企业里，厂长是一面旗帜，什么颜色，是红旗还是黑旗，厂长就是象征；厂长又是一名号手，什么行动，是冲锋号还是撤兵号，厂长就是号音；厂长又是一名舵手，什么航向，是左还是右，厂长就是指南；厂长又是一个火车头，什么马力，开向何处，厂长就是开足的蒸气机；厂长还应是一块磁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周围金属都要被其吸引。治国需要政治家，打仗需要军事家，演唱需要艺术家，发展商品经济需要大批企业家。我认为，企业家比前面几个家要求更严更高。企业家不仅要有军事家的指挥才能，思想家的分析能力，理论家的认识水平，还要有经济学家的头脑、政治家的风度、艺术家的表演技巧。作为一名厂长，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呢？我认为，厂长应当具有八种精神、八种能力、八个方面的知识。八种精神即：1。吃苦精神；2。牺牲精神；3。忘我精神；4。求实精神；5。学习精神；6。开创精神；7。负责精神；8。冒险精神。八种能力即：1。决策能力；2。指挥能力；3。演说能力；4。综合能力；5。决断能力；6。凝聚能力；7。适应能力；8。组织能力。八个方面的知识即：1。哲学知识；2。文学知识；3。历史知识；4。经济学知识；5。心理学知识；6。社会学知识；7。军事知识；8。专业知识。以上这些标准要求，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也不高。如果没有一点真才实学、过硬本领、拼搏精神，你又怎能当好厂长呢？即使你碰巧干上了，你又怎能干好厂长呢？”

“是你们请我来讲的！”（2）

“有的人当了厂长，或者是当了干部，坐在岗位上，犹如一个摇篮中的婴儿，吃、喝、拉、尿都指望保姆照顾，离开保姆就活不成。这种‘襁褓婴儿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干部岗位上，上面有什么指示，全文传达给下面；下面有什么情况全部传达给上面。自己不动脑筋，不花力气，这种‘转播站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坐在干部的岗位上，好似一个算盘珠子，上面拨一下动一下，不拨就不动，这种‘算盘珠子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管理一个摊子，多少年下来，‘两个茶杯还是两个茶杯’，原地踏步，无变化，无发展，这种‘保管员式’的干部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干部位置上，掌权不推、享福不推，出了问题，全推，全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种‘嘴歪怪茶壶漏’的人能当好厂长吗？有的人坐在企业干部的岗位上，却心怀鬼胎，打小算盘，‘吃里扒外’，这种‘人在曹营心在汉’的人能当好厂长吗？种种道理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坐厂长这个岗位犹如一个冠军上台领奖一样，荣耀是荣耀，然而要夺取冠军称号是十分不容易的。这个位置决不是靠玩嘴就能奏效的。”

何大福的演讲声音宏亮、抑扬顿挫、引人入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那次学习班，规定所有发言只有二小时左右的时间，最多三小时，可何大福从早上八点一直讲到中午十二点，还没讲完。课堂上许多人齐声呼喊：“下午再继续讲。”主办单位只得满足大家的要求，要何大福下午继续上课。下午他又继续讲了两个小时，气氛仍然高涨无比。

按理说，何大福的这堂课，气氛这么好，效果这样显著，对他怎样称赞也不过分。可是，问题偏偏出在何大福的“画蛇添足”上。当时他看到大家这么喜欢听，氛围又这么好，大部分又是熟人，心想，我来发言是为全县讲的，又不光为金箔厂干部讲的，光举金箔厂例子还不够，如果引用本县各单位的例子说明情况不是更好吗？于是，他“画蛇添足”，在课堂上竟评头论足，搞起了“活水煮活鱼”！

金东县有一个70年代初开采出来的小铁矿，开了十几年，到80年代末，基本无矿可采了。原任矿长在别人帮助下，找人用手工敲出来一种纯黄铜火锅，工艺精湛，作为下一步生存的当家产品。小批量进入市场后广受欢迎，送人自用都不错。可年产量只有一万只不到，满足不了市场要求，连军区司令员要一只火锅，都要找人批条子，可见紧张程度。现任矿长上任多年，仍维持这种紧张状况，只保单位职工糊糊嘴，从不思扩大、不思发展。何大福在课堂上对这位矿长说，什么叫保管员式厂长呢？你这种行为就是保管员式厂长。你们有没有想想，金东县江南省金陵市有多少户家庭，有多少个餐厅？现在时代变了，北方火锅南方化了，如果这些地方都要用我们火锅，我们再请人设计一种流水作业的火锅，那我们的市场就大了！加工制造生产线，将年产从一万只扩大到十万只、百万只，那我们的产值是多少？利润是多少？说得那位矿长连连点头。

金东县有一个全县最大的机械厂，技术力量雄厚、设备装备一流。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叫他们生产手扶拖拉机，供应全县农村，顺销周边地区，全凭计划单生产。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变了，手扶拖拉机用量骤减，政府又不下单，企业生产立即瘫痪下来，日子相当难过，企业领导和员工老是在那儿埋怨，等待政府下任务。课堂上，何大福对机械厂厂长说：“什么叫襁褓婴儿式厂长呢？你们这种思想就是襁褓婴儿式厂长。现在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一切以市场为导向了，你们能不能到市场上搞些调研，生产些市场需要的其他产品呢？隔壁那个县，技术装备都不如你们，他们生产的农用车，很受农民欢迎，供不应求，你们为什么不能生产呢？”

“是你们请我来讲的！”（3）

金东县还有一个印刷厂，建厂时间与金箔厂一样，都是5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印刷业务猛增，可是这个厂只有两排小平房，几台小型单开印刷机，只能印印书本、报表之类，发展不起来。面对此状，厂领导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整天怪这怪那。怪县里不投钱，不找地方，不盖新厂房。何大福对印刷厂厂长说：“现在，我们还指望政府包办一切，这已经不可能了。因此，我们不能再‘嘴歪怪茶壶漏’了，应当找找我们自身的原因，主动进入市场，开创新开地！”

……

当时，何大福越讲越激动，基本上将金东县所有企业都“点遍”了，无论是褒是贬，所有“学员”和旁听的谁也没在意。他在那里指点江山，慷慨激昂，听众都跟着他的思路走，时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讲完课，何大福骑着自行车出校门的时候，“学员”中不知谁说了一句：“今天我们都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全在听何大福教训呢！”这一说竟把大家说醒了：“是啊！今天我们哪个厂没被何大福指责过啊！”

“哎！是啊！当时还没在意，现在想想何大福真的将我们大家都骂了个遍啊！”有人大声叫了起来。

“他不是和我们平级的吗？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呢？”有人气忿了。

“他说得比唱得好听，他们厂比我们厂好多少啊？”

霎那间，学习班的“效果”走向了反面，很多人“义愤填膺”起来，有人煽动地说：“找工业局局长去，找党校校长去，让我们上的什么课？！听的什么东西！”

当晚，县委书记朱有才，县长万庆彪听取工业局钱仁德局长、党校柯合清校长关于何大福讲话的情况汇报。朱有才边听边气，直拍桌子：“他何大福太狂妄了，既不是书记县长，又不是工业局长，有什么资格训这个、训那个？谁给他这个权力的？”讨论了半天，最后结论是：何大福指名道姓骂这个训那个太过分，必须严肃处理。朱有才本来就对何大福有看法，提出直接免去何大福职务，以平全县厂长经理们的“民愤”；万庆彪忍了半天没作声，最后向书记求情，说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工业局钱局长生怕免去何大福职务，再找不到合适的人，日后厂里搞不好，给他添麻烦，他说：“我看是不是依照县长意见，我们党委集体出面找他谈话，指出他错误的严重性，要他做深刻检查，看看态度再说？”柯合清校长认为事情与他无关，随领导怎么定。最后，朱有才说：“就依你们意见，不认错立马下掉！”

何大福讲完话回到厂里，乐滋滋的，以为圆满完成了工业局交待的“政治任务”。惹出这么大的祸来，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当第二天工业局五位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