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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独闯塞班岛（第2页）

黎明很快又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世界里，我们重新登上“帆船”号，准备进行另一段较容易的飞行，飞行一千三百八十英里，去中途岛。

关于我的任务，米勒四天来在旅馆的房间里，在路上，当然还在“帆船”号上的乘客小舱里，都对我概括说明了。飞机上只有十名乘客——我，米勒，四对有钱的夫妇：两对来自纽约，一对来自洛杉矶，一对来自达拉斯——参加加利福尼亚至香港的六日游，费用九百五十美金，单程，一个人。机舱的隔音设备非常好，你可以像平常那样交谈，也可以大声叫嚷。

米勒同我与那些花钱的乘客从不坐在一起，我们无休止地玩着跳棋——每次都毫无例外地陷入僵局——政府的代理人闯进我痛苦悲伤的故事中，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纠缠在一起。他为我设计着行动计划与逃跑路线，却并不把这些计划形诸文字，就像药丸一样，一切都是口述的。

“这省却了我们吞下那些纸张的烦恼。”米勒说，我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在他那公事公办的态度里，从来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幽默感。

舷窗外，我不时看见一座座小岛的岛尖，我们就像一片面包屑，向着中途岛的环礁飘过去。

中途岛上有一座美丽的环岛礁湖，还有穿着白制服的殷勤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员工，他们等候在降落浮板后面的长长的、凉亭似的码头上。一条铺着砖石的甬路一直通向有着白色柱子的旅馆，旅馆两侧的厢房像手臂一样伸展着，把我们包围在里面。房间里有席梦思床，带热水的浴室，带柳条家具的起居室，还有穿白制服的旅馆服务员端上来的具有异域情凋的饮食。

那夜，我亲密的伙伴米勒与我坐在宽敞的游廊上，闲望着起伏不定的海浪冲击着岿然不动的礁石，看着头上长着白毛、像火鸡一样的大鸟沿着海岸狂奔，拍动着双翅想要起飞，却无一例外地翻了个筋斗，在飘飞的羽毛中摔倒在沙滩上。很多乘客都觉得这番景象很有趣，而在起飞时坠落在地上却永远不会是引我发笑的场面。

“黑脚信天翁。”米勒对我说。“实际上，一些人称中途岛为‘信天翁之谷’……它们是地道的莱桑岛信天翁。”

“我需要记住这些事吗？如果需要，我可真高兴它不用写下来，我一直讨厌记住有关鸟类的习性。”

“不，”米勒毫无幽默感地说，“你不用记住这些。”

于是，我当然没记。

第二天所住的旅馆在卫克岛，几乎同中途岛的旅馆一模一样，但这座热带环礁小岛却贫瘠、荒凉，是寄居蟹与老鼠的家园，而不是人类的，直到像“帆船”号这样的飞机载来客人。这里没有淡水，没有树荫，没有港口，只有沙丘上生长着的一丛丛低矮的灌木，娱乐活动是每人发一只汽枪，去打老鼠。我没有去。

关岛峭壁下的港口里停泊着海军战舰与几艘货轮，一位个子矮小的东方人开着黄色的小巴士载着我们沿着海边公路行驶着，公路两侧是高大的黄蝴蝶属的树木，树上开着茂盛的红花。这里的景色几乎使我忘记了卫克岛，但我的胃却不安分起来，任何景色，不论是荒凉的还是富饶的，都无法满足它。

我在“帆船”号上同那些腰缠万贯的游客的旅行抵达了终点；而不久以前，我那温和机敏的朋友米勒，还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我会从事这项被含蓄地称之为“冒险”的活动的，而它现实些的称谓应该是“傻瓜的差使”，而更有可能的情形是一项“自杀行动”。两千美元，一半来自基金会，一半来自山姆大叔，这就是我全部的报酬。钱是好东西，尤其是在那些经济萧条的日子里，但问题是只有活着，我才能使用它们。

我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在这次旅行的各段路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个问题，答案是阿美，阿美和她私下里告诉她的秘书的那个可能存在的孩子。不论何时我透过“帆船”号上的舷窗玻璃眺望着闪闪发亮的太平洋，我都知道自己为何而来：她就消失在这一片茫茫的水域里。

现在，坐在关岛上的一座游廊里，旁边就是海军半圆形的活动旅馆，我喝光了杯中最后一口朗姆酒，凝望着大海。乘“帆船”号，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塞班岛，但我不打算坐水上飞机。

米勒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一位像标本一样的怪人走到我们身边。他穿着袖口卷上去的浅蓝色棉布衬衫和一条深蓝色的棉布裤子，脚上是一双白胶鞋。他的皮肤是棕色的，像皮革一样，被阳光晒成褐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他用狭长的眼睛打量着我们，挺直的鹰钩鼻子显示出的力量弥补了害羞的男孩似的笑容给他面孔上带来的缺撼；他的脖子很粗，双臂结实粗壮，而腰却很细；他的手腕小巧，手掌又厚又宽而且有力——他正把一只手伸向米勒，同他握手。

“船长，”米勒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这位是你的乘客。”

“我们搭载乘客的情况很特殊，黑勒先生。”他说，早已知道了我的名字。他的声调里带着新英格兰语的拖腔，当他向我伸出手来时，他的脸上洋溢着男孩似的笑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