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痛失重臣
从贞观十七年之后,李世民仿佛像换了一个人,先前的意气风发,似乎变得有些颓然,魏徵的逝世让他顿觉缺失了什么,两个儿子的明争暗斗让他心力交瘁,帝国的未来他还要必须费尽心机的做好铺垫,这一切都让李世民耗费了太多的精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逝去岁月的无限惆怅,李世民内心越发显得苍凉,虽然他当时的年岁按照现在人的年龄来衡量,还处在中年,但是深陷的眼窝、弯弓的脊背、满头的青丝,使这位大唐帝国的皇帝看起来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在这样的现实窘境中,李世民做过努力,东征高句丽就是为了找回当年的霸气,可惜时运不济,不仅无功而返,而且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世民的健康状态逐渐下滑,而随之衍生的猜忌之心,将刘洎、张亮、李君羡三位高官送上不归之路,而这一切不仅没有化解掉李世民越发深重的猜忌之心,反而让他在一种焦躁不安的状态中,一天天的犹如煎熬!
而贞观二十二年三位重臣的相继离去,再一次让李世民那脆弱不堪的心受到强烈的冲击,都说老来丧子是人生最悲痛事,作为大唐帝国的皇帝,手下的重臣犹如己之子,更何况还是三位重臣的离去。
第一个人:马周。
我们在前边详细介绍过马周的经历,从布衣到宰相颇有些传奇色彩,这么多年来一直尽心竭力的为大唐帝国默默的奉献着,从不参与宫廷的任何斗争,他知道自己位极人臣有幸运的成分,而归根到底的原因则是他出生在政治开明的贞观时代,碰到了求贤若渴的李世民,所以在马周的心中,始终怀揣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看不到马周一生有任何的刁钻经营,看到的只是他认认真真的做事,或许是出于一种报恩的心里,或许本身就有一颗仁爱之心,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找不出马周任何的失误之处,至于刘洎案件中的保持沉默,我们还是不必过于苛求,因为身在险恶的官场之中,不将对方落井下石已实属难能可贵。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六日,一生受消渴症(糖尿病)困扰的马周走完了自己四十八年的人生道路,李世民在知道马周逝世后,不禁失声痛哭,下令全国举哀。
李治即位后追赠尚书右仆射,高唐县公,垂拱年间配享高宗庙亭!
马周的逝世在当时来讲实在让李世民颇为心痛,可是他又怎会想到在马周逝世的半年后,又一位重臣永远的离去,虽然这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并不受李世民的宠爱,但是当他离去的时候,李世民才知道其实这个人对于自己来讲不亚于魏徵。
第二个人:萧瑀。
作为武德年间的老臣,作为李渊的嫡系,萧瑀这些年着实不容易,因为自己的耿直脾气从贞观初年便被李世民排挤出朝廷中枢机构之外,萧瑀的身份实在有些尴尬。一方面自己不像房玄龄、杜如晦、马周等人拥有实权,另一方面由于是对武德年间的老臣,萧瑀在朝廷是一等一的老资格,官的品级很高,出于这一点,人们还必须要尊敬他,毕竟大唐建国有人家的一份功劳。其实说句白话,就是两个字——架空!
萧瑀是个急脾气,急脾气的人一般都是耿直之人,之所以说耿直万人嫌,是因为脾气上来让人接受不了,这样一来人际关系肯定紧张,萧瑀的弱点正在于此。所以从贞观初年一直到其逝世为止,总体来讲萧瑀基本上都是皇帝圈子之外的人。
说起来人真是复杂的动物,萧瑀这么不受待见,但是李世民东征高句丽的时候将洛阳防务却交给了萧瑀,说明对于萧瑀的人品,李世民还是信的过的,不过如此看来,萧瑀实在有些类似于现代足球场上的后腰队员,脏活、累活、担责任的活都得干,到时前锋进球出风头,而后腰队员则不显得十分惹人注目。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七十四岁的萧瑀在家中永远的闭上了双眼,他这一生有过辉煌,有过失落,享受过人生顶级的荣华富贵,同样也经历过不受皇帝待见的白眼儿待遇,但我想在萧瑀闭上双眼之前,可以在心底说上这样一句话:我这一生对皇帝、对国家问心无愧!
是的!我们不能因为萧瑀有缺点,就否定他中正耿直的品性!
萧瑀去逝后,针对他的谥号问题,朝廷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太常侍觉得应该定为“德”,而尚书省觉得应该定为“肃”,从这一点看出,大家对于萧瑀的人品还是肯定的,但是当两个部门将方案报到李世民那里时,李世民将他们全都否定。
李世民的理由很简单,谥号应该遵循生前的事迹而定,最终他决定用“贞褊公”为萧瑀的谥号。
有的人认为李世民其实是在和萧瑀过不去,因为“褊”的是多疑的意思,所以有人说这是个表扬+批评的谥号,可是我并不这样认为,“贞”乃忠贞、庄重之意,“褊”放在“贞”的后边,其实是说明萧瑀这个人实乃骨鲠之臣,对于国家大事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即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事实上,这是李世民对于萧瑀个人价值的重新认定,虽然这种重新认定对于死去的萧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却为朝廷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充当顶梁柱带来了启示。
贞观二十二年仅仅过去了半年,就有两位重臣离世,这让李世民更加深刻的感觉到世事无常,人生苦短。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萧瑀逝世的一个多月后,又一位朝廷重磅级大臣去逝,而这个人的去逝标志着贞观时代的一段美妙佳话宣告结束。
第三个人:房玄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