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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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青春证明

白　　烨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被习称为“80后”的青年作者或青春文学写手，出道已有一些年头，人们对他们早已不陌生；他们之中涌现出来的作者络绎不绝，成群结队，有的已成为少男少女们追逐的偶像；而出自他们之手的作品也是摩肩接踵、五花八门，有的已成为图书市场的宠儿。但即使热闹如此，我还是相当看重这套文学书系的推出，并愿意为之摇唇鼓舌。我的这种态度与看法，自有我的因由和道理。

“80后”作为一个写作群体，是在这个世纪之初逐渐显露头脚的，但他们最先是浮现于图书市场，流行于学生群落，而不是显现于主流文坛，流传于文学领域。他们的作品的联袂出现，为文学图书的发行与销售新添了一个很大的门类，那就是包含了校园文学、流行文学和一些网络文学在内的“青春文学”。

我一向认为，“80后”写作的兴起及青春文学的兴盛，除去“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持续催生和市场运作的强力推动两个外在因素，其内在的动因是反映了学生的生活，表现了学生的情绪，满足了学生的需要，总体来说是学生作者的写作内在而普遍适应了学生读者的阅读的结果，这其实是对主流文坛长期以来所严重忽略的一个缺项甚至是盲点的适时弥补。但就文学意味和文学品质而言，还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与差距。这既主要表现在他们的一些写作过于囿于自我的经验，作品容量狭小和显得轻飘上，又表现在多数作者的艺术想象普遍有限和文字表达尚嫌浅切上。而从作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写作的随机性与兼顾性来看，众多的“80后”作者本身也都带有“文学票友”的一些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在《“80后”的现状与未来》（原载《长城》2006年第四期，后又贴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的文章中，在整体肯定和宏观推介“80后”作者与作品的总前提下，就其写作的主体倾向，提出了“走上了市场，没有走上文坛”的看法。这一说法虽然在后来引发了所谓的“韩白论争”，但即使在现在看来，我仍然不觉得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妥。

我从2003年间开始介入对于“80后”写作的评论之后，一直没有中断过与“80后”作者的接触和对他们的作品的阅读，但说实话，也一直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受与两难心绪：我一方面为他们中不少才俊的特异才情所吸引和打动，一方面又为他们常常把“市场”误当“文坛”而焦急；我一方面要发现他们那些鲜为人知的特点之所在，一方面又要指出他们尚不自觉的一些缺陷之所在。这种矛盾而复杂的情绪与心结，直到去年过后才不断有所缓解，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群体随之而来的分化与变化，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可喜的进步，所隐含的文学的希望。

首先是“80后”群体中的一些早已成名的作家，如张悦然、蒋峰、郭敬明等，都在新近的作品中表现出了与前不同的显著变异，如张悦然的《誓鸟》，以一个明代女子寻找记忆的历史故事，既表现出了现实与浪漫相混合的特异气息，更显现出由女性个体书写过往历史的不凡才力。蒋峰在《淡蓝时光》中，以一个流浪青年看似偶然的情感际遇，写出了情爱与成长的重要关联，以及青春与人生的诸般况味。而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一改过去以轻松方式表现嬉闹人生的老路，写学生生活和青春成长的悲苦与艰难，浓重的悲剧气息使作品平添了许多沉重的意味。这些变化之所以让人格外欣喜，是因为他们经由自己的努力探求有效地改变着自己已有的写作风格，而其锋芒所向，又是在向着“纯文学”写作大步进取。

其次是在“80后”群体中，近年来又不断地涌现出一些颇有才力和潜力的文学新人，他们的起点高，路子正，一出道就义无反顾地直奔“文学”的主题。如写出《大地之灯》的七堇年，写出《谁是谁的爱情》的王嘉，写出《双生水莽》的田原，写出《紫茗红菱》的鲍尔金娜，写出《春发生》的杨则纬，以及因中短篇小说在当下文坛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的马小淘、畅、王莹、祁又一等。这种不急功近利而更重文尚艺的写作追求，使得他们得以绕开了“市场”的羁绊而与“文学”有了直接的对接，这同时又使“80后”群体中靠近文学性写作的可喜倾向进而更加凸显。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我看重这套可能会后来居上的青春文学典藏书系。

从我对这套文学书系的编辑出版者和首批作者的已有了解来看，这套作品丛书的编者与出版者——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一直以关注和适应文学青少年，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为己任和所长，目前已是全国少儿图书与青春读物出版的重镇。这套丛书正是在这样累积已久的经验与眼光的基础上，精心挑选和细心编辑的。而这套丛书中的首批作者，如蒋峰、颜歌、水格、马中才、李海洋等，也写作有年，各有才情，在“80后”写作群体中属于既有艺术水准，又有文学追求的实力派。而这两者的密切合作与桴鼓相应，必使这套作品丛书以自己的特点惹人眼目，并造成应有的影响。别的预言不敢妄说，但这套丛书对于眼下逐步趋热的“80后”追求文学理想的热潮，以及进而提升青春文学的品质，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或火上浇油的作用，却是可以预期的。

我希望由现在开始，由这套书开始，人们再来谈论“80后”时，潜台词中不再是“市场‘80后’”、“文化‘80后’”，或“网络‘80后’”、“校园‘80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80后’”。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这套丛书看做是一个意味着重要转折的标志，一个充满着文学希望的信号。

是为序。

2008年10月10日晚于北京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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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革命性的“80后”青春写作

贺绍俊

“80后”以其活力四射的青春写作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兴趣。为什么“80后”一定就是青春写作，难道每一代人不是都在自己的青春期和自己的青春写作吗？

首先得从“80后”这个概念说起。“80后”是近七八年来的一个持续引人关注的文学话题。但它看上去又是一个伪话题，从“60年代出生”到“70年代人”，接着是“80后”，现在又出现了对“90后”的呼喊，仿佛批评家们已经黔驴技穷，只能以年代的更迭来解释文学的发展趋势。但我还想来讨论“80后”的话题，而且在我看来，我们一直未讨论到“80后”最富有意义的地方。“80后”绝不仅仅是一个年龄的概念，它的背后包含着新文学革命的内涵。

我是从阅读“80后”的作品中逐渐感受到这一点的。在阅读中我发现很难说我读懂了“80后”，我对他们作品的理解也许仅仅停留在文字表层的意义上，与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有时相去甚远。我觉得这不单纯是我个人的事情，因为我所读到的一些批评文章（这些批评文章基本上是非“80后”的人写的）对“80后”的理解与我大致上持相同的思维出发点。但当我对“80后”阅读得比较多了以后，就有了一个强烈的印象，“80后”完全是在另一个知识系统中进行思维和言说的。他们自称“新新人类”，我看是非常有道理的。也就是说，“80后”这一代人虽然采用和我们一样的语言文字进行写作，但他们的语法关系以及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对称关系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而我们仍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他们的写作，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对他们的内心毫不理解，这也就造成了人们普遍对“80后”采取一种贬斥态度的结果。如果以知识系统来衡量的话，我们的知识系统属于古典时代，“80后”的写作则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

我是从现代化运动的角度来界定古典时代的。我以为，从新文化运动起到20世纪*十年代之交，应该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酝酿和奠基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可以称之为古典时代。新文化运动是为现代化运动作精神准备和先导的，这种精神准备和先导作用基本上以革命和启蒙的方式进行，而其思想核心便是现代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漫长的酝酿和反复的试探，社会积累起了必要的现代化的能量，开始寻求释放的渠道了。我们可以把80年代看成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而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运动才可以说真正步入正轨，很快地，中国就像一辆不断提速的列车，攒足了劲儿疯狂地追赶上去。因此从现代化运动的进程看，90年代应该标志着古典时代的终结。古典时代适应革命与启蒙方式的文化精神无法给这辆提速的列车提供燃料了。

“80后”出生于旧时代逐步坍陷的时期，成长于新时代秩序逐步建立的时期，他们的精神主体属于新的时代，属于未来。他们具备了充当革命者的客观条件，因此他们进行的文学写作或许就是在酝酿着一场文学革命。为什么说“80后”的成长时期是一个新时代秩序逐步建立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大致上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余年间，这一段时间正处在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关键性的社会变革之中。这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次社会变革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真正从思想层面进入到经济、社会层面，由纸面上的现代化进入到实践中的现代化，从局部的现代化进入到全面的现代化。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明显地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形态并置的状态。这就造就了中国式的后现代特征。

后现代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早在80年代的先锋文学，以及90年代以后的文学世俗化潮流里，后现代往往成为创新的一个标志。但那时候基本上是处在学习、模仿的阶段，基本上是形式的后现代，他们的后现代多有一种做作、虚假、生硬的成分，有一种“为赋新辞强说愁”的情绪。而我以为，“80后”完全是在后现代的熏陶中长大的，是后现代的乳汁抚养大的，他们的血管里流的就是后现代的血液。所以，他们的后现代完全是他们的精神气质的自然流露，是他们思维方式的自然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