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12部分（第2页）

牛汉接着说，应该定一下《中国》的编制，我们想搞二十五六个人，编辑要15个人，其余搞行政，不一定一下子进来，可以逐步来。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班子不行，主编副主编衰　老，因此编辑部的力量要加强。我们现在没有突破，读者没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是纯文学刊物，阳春白雪，与群众有距离，要雅俗共赏。（丁玲插话：没有雅俗共赏，雅　俗共赏的结果就是俗！）钱的问题，我们是作家协会的刊物，开办费借了十万元，一个大型刊物至少要有两个月周转费二十万元。文化艺术出版社管印刷发行，刊物不赚钱，他们　情绪也低落了，第一期说盈利五千元，第二期说赔了，第三第四期就不愿干了。

牛汉汇报完，丁玲说，这个刊物最好不要饿死。我个人很高兴饿死，那样我可以安心写文章去，可是对读者无法交代，对作协名声也不好。为什么作协有那么多刊物，唯独容不下　这个刊物呢？现在我们把问题摆出来，就是跟你们要人要钱，还请你们谈谈对《中国》的看法。官是我们自己封的，你们承认不承认？原来我们想搞民办公助，后来上面批下来，　是作协的刊物，强加给你们的，你们准备怎样对待，要有个明确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一、你们要不要这个刊物？二、怎么办这个刊物？这个领导班子不行，可以改组。现在我　们的评论界太不像话，想拉的人拼命捧，不想拉的人就打。我在中宣部开会批评了《绿化树》，也犯罪了？我不收回。有些人说什么保卫《绿化树》，作品有什么可以保卫的？我　实在厌倦在文坛里呆了。从30年代到现在，我是摸底的，正是因为我摸底，人家就讨厌我。《中国》可以改组，你们觉得谁好，都可以进来。牛汉是个好人，他可以留下来。　。。

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4）

牛汉说，邓友梅的思想不僵化，可以来办刊物。我们明年改成月刊，现在双月刊定价一块六，太贵。陈明说，现在的问题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向我们刊物要补贴，给不给？

丁玲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们扯得太远了，现在是作家协会承认不承认这个刊物，给不给人，给不给钱？她两个眼睛直视着唐达成，唐达成只得开口了。他说，这个刊物有点先天不　足，你既然批了作协可以办两个大型刊物，就应该连同编制、经费一起批，但是都没有解决。我向中宣部提过意见，贺敬之同志说解决不了。我们也去编制委员会争取过，可现在　工资改革，编制冻结。开办经费上级也没有给，我们临时借了十万元给《中国》。我觉得这些问题个人是解决不了的，请你们写成书面报告，提到党组讨论一下。杨子敏说，各位　的心情我是理解的，那么大一个刊物，没有人，没有钱怎么办？我们也非常苦恼。

汇报会么，只是汇报，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还得要起草报告！这一次，苦差事派给了王中忱，他写好后陈明与曾克又做了修改，6月22日，以丁玲署名的报告交给了作协党组和作协书记处。这是就编制和经费问题给作协的第　三份报告，也是由丁玲一个人署名的第一份报告。

在财力人力方面，《中国》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困难。为此我们曾几次向党组汇报，请求帮助。六月十五日，我们特别约请唐达成、杨子敏、邓友梅等负责同志来作集体汇报，细　陈种种，请求紧急援助。现再次向党组、书记处汇报，恳请予以关切，并采取措施，帮助我们解决具体困难。

（一）经费问题。《中国》自去年创刊至今，作协临时拨给开办费十万元；八五年又批准年度事业费十万元，我们甚是感激。我们均节约使用（有详细账目可查），至今剩余不多　，维持日后的办公经费，尚有困难。本来创办这样一个大型刊物，需要多少开办费、业务费大家都是有经验的。承印的文化艺术出版社一次的纸张投资便付出九万元，这表示了该　社对作家协会的支持和对文学事业的关心。但该社是独立核算的企业，《中国》的出版占用了该社部分资金。近来更因为纸价暴涨，印刷工价提高，已印刷的三期《中国》计亏损　三万元（一期盈四千元，二期亏近万元，三期估计亏两万元）。目前，第三期已脱期一个月，如再不解决亏损补贴，出版社将难以继续支持，《中国》有停刊的可能。

（二）编制问题。《中国》至今只有正式编制三人（其中编辑一人，事务员一人，司机一人）。现有的工作人员多数是兼职。我们根据工作需要呈请批准正式编制名额为二十五名　，这和其它同类刊物比较，并不算多，恳请从速批准。

上述难题，迫在眉睫，恳请党组、书记处明察，并请明确指示，以便遵循。我们将一本初衷，坚守岗位，工作下去。《中国》幸甚，党的文学事业幸甚。

与前两次报告相比，这份报告讲述的困难更为具体。但与前两次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仍旧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丁玲对作协党组彻底绝望。从七月开始，她转向求助习仲勋。

2。　黎辛感到委屈（1）

1985年的《中国》，第一期1月30日出版，第二期3月30日出版，第三期应该在5月30日出版，但是直到6月中旬还没有消息。刊物脱期了，因为文化艺术出版社有意见了。

2003年6月9日，中国文艺研究院副院长黎辛介绍说：办《中国》时，丁玲找了党委书记苏一平，苏一平住在木樨地24号楼，丁玲住22号楼，离得很近。当时贺敬之兼任艺术研究院　院长，我是副院长，分管文化艺术出版社。苏一平直接找了出版社社长王致远，王致远又来向我汇报，说你知不知道，丁玲与舒群要编文学杂志，苏一平同志让文化艺术出版社给　他们印刷出版。我说我不知道。王致远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干吧！王致远说，编杂志一般要赔钱，特别是刚创办的时候。我说，赔就赔吧，一期赔个三五千元，一年赔上　三五万元，年终时候研究院多补贴你们一些就是了。

黎辛说，当时出版社给《中国》的稿费是按最高标准，当时的标准好像是千字12元、14元、16元三档，我们按16元给；编辑费是按照稿费的十分之一给。后来冯夏熊找出版社，说　编辑费要按十分之二给，出版社不同意。牛汉也来找，说我们办公费不够，你们按十分之二给我们编辑费，将来差多少钱，我们再给你们，但是《中国》一直没有给出版社钱。

《中国》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矛盾，就是由钱引起。

印刊物需要纸，当时纸还是计划供应产品，价格实行双轨制，计划内的便宜，计划外的叫“议价纸”。贵一些。出版社原来的供纸计划内没有《中国》，只能使用“议价纸”，出　版社向《中国》要纸张补贴，《中国》又拿不出钱来。双方的关系越搞越僵，导致刊物不能按时出版。

在6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王中忱汇报说，第五期出版社不给发，原因是补贴问题没有解决。出版社要补贴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原来说是民办公助，出版社　赔钱还是一种资助，有名誉，现在我们是作家协会的刊物，其他刊物作协都给补贴，为什么独有《中国》要由出版社负责？

冯夏熊的人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