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多次跟我说过,当初她同意办《中国》,设想是:利用她这个招牌把刊物办起来,然后就交给他们去办,她自己并不想拴在这里,她还是要写完她的长篇。她越是感觉到来日 无多,这个念头就越强烈。
但是现在她被困于《中国》了,死死拴住,无法脱身。
她要写完的长篇,就是《在严寒的日子里》。那是1954年她在黄山开始动笔的,一年时间写了八章共五万字,曾经在1956年10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出。1958年她被打成右派, 在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期间,又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但写完的稿子又在动乱中失落。这部长篇多灾多难,始终没有完成。1979年回到北京以后,生活条件好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 少了,来客、电话都躲不开,必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选来选去,最后,丁玲选定了河北的蔚县。
蔚县在北京西边,离桑干河不远。1954年秋天,丁玲为写《在严寒的日子里》搜集素材时曾经去过,老县委书记王纯是土改时涿鹿县的区干部,与丁玲是老熟人,如今退居二线当 顾问。王纯写信来介绍情况说:那里的夏季,“白天一般是26到29度,夜晚是14到20度。有一所闲着的房子,就在我的前院,按这里条件我看是挺好的。离县城十几里有个万亩水面的水库,风景很好。反正我看比 你们在北京那高楼上搞创作是好得多。”王纯还和新任县委书记一起来北京,当面邀请丁玲,并说要派车来接,县里有个很好的面包车。
1984年11月24日,丁玲、陈明去了一趟蔚县,汽车早晨9点出发,经八达岭、延庆、怀来、涿鹿,下午五点抵达蔚县,住在县委招待所。她看了王纯安排的那个小院,的确环境幽静 。但那次只是考察,只住了一日就匆忙赶回来了。
1985年6月,丁玲终于下了决心,要住到蔚县去写完那部三十年来一直萦绕在心的长篇小说。她先和曾克商量,又给雷加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希望他能多承担一些工作,得到他们 的理解和支持后,我们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采购了一批要带的物品。
行前,她要去看叶圣陶,恰巧上海社科院的包子衍、袁绍发来看她,就想一道去看叶老。7月3日下午去了北京医院,陈明要我买了一盆栀子花。
叶圣陶指着包子衍问:这是谁?他瘦得很。丁玲说,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现代文学的,专门研究冯雪峰的,想来看看你,留点资料。小袁同志也在文学所,给你照个相。
叶圣陶问丁玲:你最近上哪里去了?丁玲说,我上澳大利亚了,那里空气好,地方大,人少,还有钱!说着就哈哈笑起来。她在叶圣陶面前无拘无束,经常朗声大笑。
丁玲告诉叶圣陶:过些时候我要下乡了,去桑干河,那里的老朋友给留了间房子,让我去。我躲躲人,到那里去写点东西。下去有一个好处,有的事情就不去想,脑子就简单了, 现在在北京,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刊物,你当顾问的那个刊物,你也不“顾”呀!
叶圣陶问,出到第几期了?丁玲说,第三期快出来了,晚了一点,拖了一点期。第四期看校样了,第五期发稿了。叶圣陶问,发行多少?丁玲说,第一期八万五,第二期八万一。 叶圣陶办过《小说月报》,十分在行地问:八万五要亏本吗?陈明说,八万五不亏本,还能赚几千块钱,都给出版社、新华书店赚去了,我们赚不到钱。从明年起由邮局发行,我们自己也发一点,也得有点钱,没有 钱就不自由。叶圣陶问,反映怎么样?陈明说,反映挺好,有年轻作者的作品。
丁玲换了个话题说,你的脑子很清楚,说话声音也很清楚。叶老的秘书姚兀真说,他老说自己得癌了。丁玲又哈哈笑起来说,不会,你这个人不是得癌症的,癌细胞对这些人没办 法,你乐观,通达!叶圣陶说,我都住了半年了。丁玲安慰他说,你住到这里比家里好,这里是恒温。
姚兀真说,他听广播,什么都关心。前天胡乔木来了,坐了半个多小时,劝他出全集,他不愿意出。丁玲说,湖南给我出了一部文集,不是全集,我没拿来,你不能看了。
她告诉包子衍说,叶老同我们的关系,在现在的青年人和我们之间,再也不会有了。包子衍问为什么,丁玲说,我们把他当老师呀。包子衍说,现在我们也把你们这些老作家当老 师呀。丁玲说,但是没有我们的关系这样深厚,很多作家都是他从来稿中发现的,像巴金,像我,像杨刚,都是。他那个编辑,真的是编辑。那个时候的《小说月报》,就一个徐 调孚帮助他嘛,给他做下把手嘛,而且从来也没有拉拉扯扯,结成一伙。他没有整过人,没有“打”过人,这个不容易!我们不少作家都有,在人家后头扔石头,吐口水,他没有 。
告辞的时候,丁玲又跟叶圣陶开玩笑说:你现在是林黛玉,不来看吧,盼得慌,多来吧,又怕打搅你。我来的太少了,下次来,我给你讲《中国》里面的好文章!
2。 在医院中(一)(1)
7月13日下午,丁玲住进协和医院外宾病房304号。
几天后,我参加完函授期末考试去医院看她,回家后在日记里写道:“老太太脸色发黄,且有些浮肿,精神不好,脾气烦躁。”
是啊,躲不了清静,就只得继续面对烦人的现实!
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找牛汉谈话,说,我真不知道,你们内部乱成这个样子!要停刊检查,作协所有的刊物,没有一个乱成你们这样子的!丁玲听了十分气恼,一天,作协党组成 员鲍昌来医院看她,丁玲很生气地说,让《中国》停刊检查,到底是哪一条?我们的实际困难你们一个都不解决,推过来推过去,怎么会不乱!
丁玲感觉到自己每况愈下,担心来日无多,着急把要写的文章都写完。除了《在严寒的日子里》,她还想把1955年和1957年挨整的事情写出来。她对我说:“有些事我得赶快说出 来,五五年、五七年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说,今后谁说呀,没有人能讲得清楚!”她要我把录音机拿到病房里,每天对着录音机讲一些往事,留待以后慢慢整理。
来看她的人很多。她怕寂寞,高兴有人来,但话说多了又累。她的脚肿得很厉害,病情没有好转。西战团时的好友罗兰在北京中医院住院,偷偷溜出来,约了夏革非来看丁玲,坐 在病床边,她一直抚摩着丁玲浮肿的双脚,出门下楼的时候,罗兰哭了。
丁玲最喜欢谈作家谈作品。冯至来看她,他们谈到李劼人,谈到他的小说《死水微澜》,丁玲说,这个小说我还是1956年秋天去四川的时候,在火车上读过的,很吸引我,拿起来 就放不下。当时我很想写一篇文章来评论它,推荐它,现在我是没有那个激情了。丁玲对随冯至来的社科院文学所一位同志说,你来写这篇文章,李劼人对中国文学确实有贡献, 凡是这样的作家,都应该使后人记住、知道,这些好作品应该储存入库。
9月2日下午,丁玲又对着录音机录音,谈的内容是中国作协1955年的整风:“五五年的问题是从胡风那里引起来的,是从五四年引起来的,是从批评《文艺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来的。”陈明插话说:“五五年你正在无锡疗养院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五四年批评《文艺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我记得在青年剧院的楼上开的座谈会,开了好几天,胡风、 鲁藜都讲话。张光年提出来了,说《文艺报》不光是后期有问题,前期也有问题,也有路线问题。但是我记得没有别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言。”丁玲说:“后来他们动员了康 濯,康濯对《文艺报》前期提了些批评。康濯事先告诉我了:哎,我明天可能要批评《文艺报》前几期了。我心里就晓得了,就是有人要他发言。究竟是谁呢,我也没有问。我说 好吧,你发吧,结果第二天他就发言了。要想办法问一问作协,这些东西还在不在。第一个要问丁宁,五七年也好,五五年也好,她都在秘书处。还有一个人,就是张林池的妹妹 高铮,是作协党组的秘书,给党组保管文件的,但是现在肯不肯讲这些事情都难说。过去高铮对我还很好,后来有了这些运动就不大一样了。她也要划清界限嘛,她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