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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北京市随机样本的一般人当中，这

。由此可以得出自愿不育者在职业地位上显著高于一般人的结论。再看教育程度，自愿不育者也显著高于一般人。在北京市随机抽样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仅占样本的

两个阶层的人仅占而北京的自愿不育者中，男性具有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占到样本的

，女性占从收入上看，北京市随机样本中月薪低于

元的占

，而自愿不育者中，男性月薪低于

元的仅占

，女性占

家庭背景用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母亲职业、母亲教育程度这四个指标来度量。父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在北京随机抽样中占

，在自愿不育者当中，男性的父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占

，女性的父亲属于这两个阶

层的比男性更多，竟高达父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的北京随机样本中仅占

者占

，女性自愿不育者中这个比例高达母亲职业为干部、知识分子者在北京随机样本中占

者占，女性的母亲职业属这两类者高达母亲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者在北京随机样本中仅占

占

，女性的母亲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高达

由此可见，自愿不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及家庭社会地位都远远高于一般居民。调查中还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即在外资企业的中国雇员中，自愿不育者人数很多（据一位调查对象估计，高达

。这一现象是发人深省的。是他们事业心更强？是他们比一般人更多地接触西方文化？还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对自愿不育的压力较一般环境微弱，致使他们做出了这种选择？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

从调查对象的回答中看出，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中占第一位的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忧虑；第二位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轻松；第三位是为了自我实现。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自愿不育者最感痛心疾首的问题。他们说：“人口使我们的国家拖着沉重的步伐去追赶发达国家，太难了！”“我国之所以发展缓慢当然有多种原因，但人口太多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对此感到万分忧虑。”有人提出，毛泽东在

年代批判马寅初，鼓励生育，对今天的人口爆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人口基数过大，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谈到人口素质太低的问题，他们说，“素质越差的人生小孩子越多，恶性循环，导致人口素质越来越低”，为此有人提议政府应考虑采取像新加坡政府那样的对策，以立法形式控制素质差的夫妻的生育数量。还有人提出，为了提高人口素质，不应让怪胎、先天性缺陷、弱智残疾婴儿存活。这一建议虽然听去过于激烈，但他们对国家人口素质的忧虑之情却跃然纸上。这些选择不育的人们或则有意识或则在无意之中为解决我国的人口过剩问题做出了贡献。以前者为例，有一对夫妇写道：“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我们就不再给它增加人口了，既然我们也做不到别的。”还有一位写道：“现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宣传很多很多。我不想发表什么看法。我想，只要我们坚定不生育的信念，为控制人口增长作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比什么都实在。”后者的例子：有一位自愿不育者写道：“我们无形中给社会减少了负担，减少一个孩子就是为社会造一份福。”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第二位原因是为了生活得更轻松些。不少人认为周围的人和父辈生活得太累了。有一位被调

查者说：“人生贵轻灵、忌滞重，如有选择机会，就要选择轻灵。米兰

昆德拉曾感叹于‘生命难以承受之轻’，但还有‘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选择了‘轻’的还可以再选择‘重’，而已经陷入‘重’的就难以再选择‘轻’了，终日为抚养子女辛劳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人活着不是为了过艰辛的生活，应当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虽然有人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选择是享乐主义的（人生很短，应尽量享受人生），但许多人将追求享乐同追求轻松作了区分。一位被调查者说，追求享乐是追求刺激、追求瞬间的忧愁。但追求轻松却是逃避罪恶，追求一种适意、淡泊、优雅的生活，二者是有区别的。尽管有这些差异，自愿不育者给人总的印象是摒弃了传统中国人的忍辱负重、无条件地为后代作牺牲的生活模式，更看重自身的快乐，不愿以牺牲个人的幸福、快乐和轻松为代价去换取被他们称为“身外之物”的传宗接代。

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这一目标与寻求轻松的生活相比有较多的积极意味。有些调查对象提到生孩子会毁了自己的事业和成功的机会，尤其是一些中年夫妇，他们痛惜在文化革命中被白白耗去的青春，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愿为生养后代浪费自己的宝贵精力与年华。

在上述三个主要原因之外，还有大量较为次要的原因使他们做出不育的选择。这些原因计有：对中国的传统观念反感；怕增加家务劳动负担（

；希望更多享受人

；怕孩子过不上好的生活（

；现代意

生乐趣（

识比一般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