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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人种间并不存在清晰明朗的界限。研究哪种人种最纯粹、最优越，就像研制永动机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因此，现在的自然人类学，已经不再将精力浪费在人种的划分上，人种的生物学意义已经慢慢被人们淡化。

但是，“人种”作为一个词汇频繁出现，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现实。有社会学家曾经感慨，在研究社会学时，如果不把人的主观状况考虑进去，对于社会学本身而言，这实在是一大缺陷，如果不能给人的主观状况进行定义，对社会学进行定义的任何努力都不能说完美无缺。

“人种”的概念开始在社会学中复苏。社会学家强调，他们眼中的人种，不存在生物学上的意义，即他们并没有用人的生理特征来划分人种。社会由人构成，虽然构建起社会的人大多都素不相识，既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也不了解对方的个性，但他们却存在着某种意识上的共通性，并因这种共通性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意识到在自己身处的社会之外，还有截然不同的社会。

不同社会的人，其共通性的表现也大不相同。社会学中的人种，比曾经现身于生物学中的人种抽象得多，后者尚有摸得着、看得见的标准进行考量，比如头骨的形状、皮肤的颜色，前者必须对不同类型社会中的人进行大量分析，才能隐约找到划分的感觉。

当然，即使在社会学内部，对社会学意义上人种概念的提出和频繁使用，也还存在不满的声音。有学者认为，社会学家们正在滥用人种的概念，很多人想都不想就写出了“人种”一词，这实在不是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治学态度。糊里糊涂地研究“人种”、使用“人种”，就像一个人在分不清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时候，拼命在蝙蝠身上找寻鸟的特征一样，无疑会将许多宝贵的精力浪费到没有价值的工作中去，也容易造成学科的混乱。

此外，既然“人种”的划分不具有自然的意味，即某种人种不是自发形成的集体，那就势必要进一步追问，这种集体是如何形成的，让他们凝结成一个集体的共通性从何而来，让他们与其他集体界限分明的相异性又从何而来。人种形成的过程、理由、条件都应该被仔细研究。

对于在社会学中提出“人种”的概念，这些社会学家并不反对，他们只是强调，如果要将“人种”引入社会学，必须谨慎小心。进入社会学的“人种”，不再是个普通的概念，它必须足够严密，对得起它“科学”的称号。

分析日本人的人种也是一样，当然，这里的人种并不针对日本人的生理特性而言，而是着重强调他们共通意识，即揭示“日本人”共有的人性特点。譬如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很难从模样长相上区别开来，但这三个国家的人，却是不同的人种。

说起人种，就免不了涉及对人种的研究方法，西方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坚持人种主义的观点。“人种主义”一词对大多数人来讲还颇为陌生，它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为美国学者所创，这一词汇一开始就有着几分“宣告某些种族天生劣势”和“宣告某优秀种族有权裁定其他种族”的意味，不是一个可爱的词汇。在它诞生后最初的10几年里，遗传决定人种的说法流行一时，尽管社会学家们在最初引用“人种”这一概念时，反复强调它和生物学上的“人种”不同，但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将它和人的生理特性联系起来。

秉承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的文化、心理特点也会像生理特征一样由遗传决定，它们驻扎在人脑中，随着人脑的进化而进化，所谓人种主义，就是“主张人的行动是由稳定的遗传决定的主义”。譬如之所以说非洲人是“劣等人种”，是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野蛮、幼稚、没有自制力，他们的这些特点是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是先天的、无可救药。

类似“非洲人劣等说”的观点，在今天毫无疑问会被斥为荒谬，除了顽固的种族主义者外，绝少有人当真。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却是部分社会学家坚信不疑的观点。而在数百年前，人种主义尚未现身之际，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就已经大肆宣扬类似的说辞了，这种说辞也在数百年里被无数次地批判，并被证明荒谬不经。可科学家们还是颇为认真地将其提出，可见其的影响力之大，它是一种学术观点，同时也是人某种微妙而阴暗的思想感情。

人种主义强调人种差异，日本人对自己和其他国家人的“人种差异”感觉强烈，日本人早就习惯将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种混为一谈。他们固执地认为，是日本人就会具备一种外国人所没有的特质，日本人可以轻易理解日本人的心情，外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能了解日本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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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2）

日本文化的某部分，外国人永远也搞不明白。这种立足于人种的思维，被学者们称作“文化的人种属性”。但文化的人种属性和遗传决定论的人种主义不同，西方人在讨论人种时喜欢论证哪种人种优，哪种人种劣，日本人则侧重研究人种间的差异。

西方之所以会将人种和遗传决定论等同起来，是由它们的文化背景决定的。历史上，西方文明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在近代更是以势如破竹般横扫全球，在征服和侵略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把自己推崇的价值当成一种普遍性价值，以此来衡量其他民族，既然用自己的文化标准要求别人，自然会产生一种优越感。但日本不同，日本人一直把自己置于“周边”文明的位置，日本不是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而是被辐射影响的国家，文化的人种属性和日本人的文化感情两相契合。一个周边文明的国家，一开始就清楚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不会有文化中心国家的那种优越感，也没有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的习惯。

有遗传决定论做基础，西洋文明支配世界就有了“正当”的理由。人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人的能力影响着文明的形成，而人的能力又是一种普遍性尺度。西方人与其他人的差异就是能力差异，既然是能力的差异，自然可以分出高下优劣来。西方人有一种“西方文明就是普遍文明”的心态，白人人种又是形成、推广这种文明的主力军，因此，西方人更倾向于站在遗传决定论的角度探讨人种。

虽然在日本也曾出现过以日本人种为豪的观点，但诸如“日本人和别的国家人不同”等单纯强调人种差异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在战前，一些激进的日本思想家曾在日本人种的优越性上大做文章，但到了战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意识到鼓吹人种优劣的危险，要求慎重对待有关人种优越性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绝少有人公开论及人种优越性。

人种就好比让战士们集合起来的号角，它唤醒了人们的“我们”意识，让人们突然感觉到，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而这个集体中的每个人又都被一种心照不宣的共通感凝聚到一起。英美国家的社会学家在研究人种时注意到这种让人们集合起来的共通感，但同时，被人种唤醒的人，还具有一种排外性。就像人们熟悉的“小圈子”现象，“小圈子”一方面让其中成员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一方面又总是和圈外之人保持距离。

在探讨日本的情况时就要注意到这一情况，日本人喜欢从人种的角度出发，思考“日本人式”的问题，强调对外集团的否定，即人种的排外性。英美学者则习惯通过捕捉各个集团的特质，考察集团中人的特性，来感觉它们人种化的过程。

已经人种化了的集团，往往存在着已经稳定下来，不会轻易更改的特质，为了方便研究，这种特质经常被一些象征性的词语指代。看到这种象征，集团内的人以及对这个集团了解较深的人马上就心知肚明，而集团外那些对该集团知之甚少的人就会一头雾水。日本人喜欢用“日本人的血”象征唯独日本人种才有的、与生俱来而又永恒不变的东西，一看到“日本人的血”，日本人就会反应到，这是在形容日本与其他民族的内在差异。在解释日本人和其他国家人有什么不同时，他们也多会搬出“日本人的血”作为论据，但外国人一眼看到这个名词时，却很有可能单纯地将其理解成“日本人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