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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因此在延安的这段时间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他在1938年7月3日给家里写的一封信则表明他还是以前的他。他在信中写道：

这里的一切都是传道。这里的8千多名学生靠小米粥和传道过活。（每人每天有大约半便士购买蔬菜、燃料和日用品。）但这是一种积极的传道，不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整个大机器朝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开进，而日本的人民则是中国的朋友和同伴。

霍格注意到从中国各地以及新加坡、新西兰、夏威夷的华人区赶到延安的许许多多学生并不全是共产党员。他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是唯一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吸引他们的还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随之而来的简单生活。霍格很同情他们，尽管他意识到这两样东西——对战争的支持和共产主义理想，在他的家乡赫特福德郡的哈彭登镇都是惹人厌的东西。

所有采访过延安的记者都注意到，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发展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霍格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建设共产主义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在这里找不到共产主义的工业、农业，甚至也没有苏维埃共产主义政府。”

在给家里的信中，他尽量描述延安的情况，并借机又一次对他父母的反战论提出了质疑。

让人惊奇的是，有如此多的学生和各个阶层的年轻人从各个地方甚至其它国家比如新加坡、菲律宾、新西兰、夏威夷等赶来聚集在这里。还有两个前电影女明星！这些学生中只有大约10％是党员。吸引他们来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西安事变前，红军英勇抗击国民党军队获得的巨大声威。还有一个原因是红军发明的游击战术被普遍认为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战术。

如果你们不是反战分子的话，很难找到一个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如果你们是，那我也不知该说什么。你们以前那些辩论，包括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关于战争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在这里不适用。这场战争如果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打的话，将会把他们带入民主。他们的理想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他们由分散的小集体组成，他们既是士兵，也是农民…他们有追求民主的政治觉悟，也想通过游击战突破日本人的防线。我觉得你们不会对任何战争感兴趣的，不是吗？

汉口的陷落（5）

当时在延安有件怪事，就是要求大家学日语。学日语的专门学校修建起来了，从政府官员到小学生，每个人都要参加学习。当时日本侵略者散播谣言说中国士兵都是野兽，抓到俘虏会先把他们虐待折磨一番再残忍地杀死。被灌输了这种思想后，大部分日本兵宁愿自杀也不愿被俘。学日语的目的就是要对抗这种歪曲事实的谣言。

为了对外宣传，也为了让国内人民了解这次战争是针对日本侵略势力，而不是日本人民，党内下了命令，游击队要尽量带着俘虏上路。在逼近日军的时候，他们会用扩音器或是扯着嗓门喊，劝日本兵投降并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受虐待。在给《曼彻斯特卫报》写的一篇报道里，霍格说毛泽东曾向他解释过对待战俘的政策，并强调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因为他未提及在别处会见过毛泽东，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参加了这位党领导作的一次关于战俘问题的报告。

霍格一共采访过六位日本战俘，并以他们的经历为题材写了篇短故事。这6个战俘在一次延安文艺演出的晚上为党领导表演了一出话剧。观众席上有毛主席（当时他被这样称呼），他和其他观众一样看得津津有味。在霍格的描述里，这6个战俘在经过共产党几个月的教育改造后，被放了回去。他们被送回了自己的部队，受到了战友的热烈欢迎，然后立刻被处决。

在延安，上至最高领导、普通官员，下至学生，所有人都住窑洞。延安地处两条山脉之间狭窄的河谷里，因为害怕遭到敌人的轰炸，这里的人们没敢将这块地方扩展到防护墙以外，而是在山坡松软的土里挖洞。在霍格到达之前，共产党已经扩大了窑洞的规模，把学校、医院、还有市里五所大学的一部分办公室、大礼堂都搬进了这里。窑洞夏天凉爽，冬天也不太冷。霍格在信中这样描述道：

在窑洞里，你可以一眼望到山谷对面的群山。山坡上也有一层一层蜂窝似的窑洞。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古庙。最显眼的是出版社，它每周都会出两份报纸，还有很多本书和小册子。这个出版社坐落在一群佛洞里，走进去很阴暗。当你的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后，立刻就会看到一尊高大的佛像立在你面前凝视着你。在他脚下，印刷工们来回小跑着，一捆捆的纸和印刷机叮当作响。

延安后来成为了美国罗斯福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站。美国海军上校埃文斯·卡尔森是第一位得到中国政府允许在1937年访问这儿的美国军官。他在报告中着重肯定了游击队和当地农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共产党军队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政治觉悟。他的这些结论也得到了后来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的赞同。但是直到1944年罗斯福才答应蒋介石派美军增援延安。

对毛泽东而言，他在延安居住的13年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为新的、符合中国实情的共产主义体系打下了基础；并接见了许多重要的客人，包括记者和外交官。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分别是1949年12月和1957年访问莫斯科。在接见外国记者期间，他详细询问了他们本国的政治和大事件。所有这些访问的重点都是为了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即共产党和游击队形成了中国北部最有纪律、最有力的抗日力量。这是一条很有分量的信息。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耸立的一座山坡上凿出来的窑洞里接见了一些记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莱姆就是其中一位。柏特莱姆是新西兰人，他获得了罗得岛奖学金，得以在牛津求学。后来成为伦敦时代周刊的副主编，又到中国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他的书中，他这样描述了对毛泽东的具有戏剧性的采访：“我们会在傍晚开始谈话，经常到深夜才结束。桌上的蜡烛一根根熔化，在窑洞粗糙不平的顶上投下了奇特的影子。房间里高高地堆起了急件公文盒，不时有电报消息送来，毛泽东就在回答问题的间隙批阅。”

霍格对他在延安所见所闻的热情也得到了他更年长的同事和访问延安的外交官的响应。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美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谁失掉了中国？”的辩论，而同情中共的记者詹姆士·柏特莱姆、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等人则被指责仅仅充当了共产主义事业的鼓吹者。他们的确没有隐藏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对共产党游击队的同情。新闻媒体之所以会集体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装懂。记者们想尽办法让读者、听众相信他们掌握了真实信息。“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是一句从来不会写出来或是播出来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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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陷落（6）

艾米莉·韩，《纽约客》杂志资深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记者，1940年在中国近距离观察了外国记者团。在她1944年出版的畅销书《我眼中的中国》中，她这样描述美国记者：

大多数记者对中国的共产党员了解得不比你们多。他们四处听传言，想办法获得和他们见面的机会，然而成功的几率不大。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内真实情况的机会比混入苏联内部的机会还小。只要你住在重庆，你就可以经常采访周恩来。这是他在那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