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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蒋梦麟老实回答。

陈独秀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就向陈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蒋梦麟与傅斯年、胡适均是好友，可谓无话不谈。傅口才极佳，谈话时忽而中文，忽而英文，庄谐杂出。有时讲的太多了，他便不客气地说：“孟真（傅字孟真），你说的太多了，请你停止吧！”傅斯年一面笑，一面也就停止了。因是老朋友，向来如此。傅、蒋二人在一起好辩论，有两次，蒋梦麟辩论不过，急得举起手杖来要打他，傅一面后退，一面大笑。

1950年12月17日，北大52周年纪念时，傅斯年演讲说蒋梦麟学问比不上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下台后，蒋梦麟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说完，蒋笑着溜走了。这真是知人论事的妙喻。

第三章　概述

北京大学从懵懂少年到青春焕发，享誉全国以至于全球，应该说主要得益于三件事：其一即前述蔡元培掌校并进行的改革，使北大在教育领域做了改革先锋；其二即本章所述新文化运动，北大在思想文化领域打了头阵；其三即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北大当了救国运动总司令。这三件事先后蝉联互相影响，共同造就了北大的新形象和新精神。三件事中，新文化运动上乘蔡元培改革之东风，高扬旗帜，破浪前行，下启五四运动之先声，并为其做好了思想和生力军的准备。运动中，蔡元培先生所聘来的那些“大腕”们，几乎个个都是赤膊上阵，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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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独秀“一枝独秀”（1）

前述蔡元培履任到京后，先去访问了当时颇有名望的医专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况，并征求文科学长人选。汤尔和极力推荐陈独秀，称其“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北大预科国文主任沈尹默也以陈独秀来回答蔡元培的征询。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芜湖编辑“安徽白话报”，1903年他曾参加拒俄运动，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首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于1916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干将之一，后曾参与发起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总书记等要职，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蔡元培本来就与陈独秀打过交道，陈独秀之坚毅力和责任心给蔡元培留下了一种难忘的印象。蔡元培对陈独秀求贤若渴，真有点儿像三顾茅庐，自从1916年12月26日第一次访晤陈独秀后，以后又多次往访，有一段时间甚至差不多天天要去看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有个小毛病，爱睡懒觉。有时蔡元培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蔡元培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他，只拿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这便又有点儿像程门立雪了。以至后来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原放都觉得过意不去，劝陈独秀以后晚上早睡，早上起来早些才好。陈独秀开始不想就任北大教职，以回上海办《新青年》相推辞，并推荐胡适为文科学长。蔡元培便请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学校里来办，陈独秀这才慨然应允。正是蔡元培的识才礼才，才使得恃才傲物的陈独秀能与之精诚合作，为北大的改革创新立下汗马功劳。

陈独秀对于北大革新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几乎不亚于蔡元培。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为起始标志，但真正发生全国性影响，则是在1917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也迁往北京之后。正如时人所说，“新文化运动起源于上海而成就于北京。”

陈独秀带给北大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有一份刊物、一种锐气、一股革新精神。正是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在北大的革新力量，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吞天沃日的大波澜。

早在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1卷1号上，陈独秀就发表了宣言书式的《敬告青年》一文，以“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相号召。在该文开篇，作者就痛切地指出：“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youngwhilegrowing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1。陈独秀“一枝独秀”（2）

该文的主体部分，作者从6个方面对自觉和奋斗做了精到的阐释：一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曰“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曰“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曰“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曰“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曰“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关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

关于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他说：“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传？’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关于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他说：“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按：即泰戈尔，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关于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他说：“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