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经验证明这个选择是很恰当的。阿丹吉·米耶汗以自己的坚忍、宽宏大量、平易近人和彬彬有礼使大家都满意,而且向大家证明了:秘书工作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具有律师学位或受过高等英国教育的人。
大约在1896年中,我搭乘开往加尔各答的“彭戈拉”轮船回国。
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个英国官员,我和他们有过密切的往来。我和其中的一个人,天天要下棋一小时。船上的医生给我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我便开始学习起来。我住在纳塔耳的经验告诉我:我应当具有乌尔都文的知识,才能够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当学会泰米尔话,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的往来。
由于那位和我一起学乌尔都文的英国朋友的要求,我在统舱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个好乌尔都文的老师,我们学起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个官员的记性比我还好,他念过的字从来不会忘记;我却常常觉得辨别乌尔都文字很难。我带着更大的耐性学习,但是总赶不上那个官员。
至于泰米尔文,我却学得颇有起色。当时找不到什么人帮助,幸而《泰米尔文无师自通》是一本好书,我并不感觉需要多大的外力的帮助。
到了印度以后,我还希望继续这种学书,可是已经不行了。1893年以后,我所读过的书,大部分是在监狱里进行的。我在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学习中,确实有些进步,但都是在狱中下的功夫——在南非的许多监狱中学泰米尔文,在耶罗佛达狱中学乌尔都文。不过我一直没有学会讲泰米尔话,而且我以自修所学得的那一点儿知识,因为缺少应用,现在全都忘光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感觉不懂得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极为不便。旅居南非的德罗维达人①对我所表示的情谊,在我仍然是记忆犹新的事情。我每逢遇见一个泰米尔或德鲁古朋友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要想起他在南非的许多同胞的信仰、坚忍和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而他们大部分是文盲,妇女不认字的固然很多,男人不识字的也不少。在南非的斗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种斗争是由不认字的战士进行的;斗争是为了穷人,而穷人也都参加了这种斗争。不过,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却并没有妨碍我赢得这些单纯而善良的同胞的心。他们会讲几句不成章的印度斯坦语②或英语,我们在一起进行工作并不感觉有什么困难。然而我要学会泰米尔文和德鲁古文,以报答他们的眷爱。我学泰米尔文,正如前面所说的,是有一些进步的;但是德鲁古文,我在印度虽然学过,却从未超越字母的范围。现在我恐怕永远学不会这两种语文了,因此希望德罗维达人学会印度斯坦语。旅居南非而不会讲英语的德罗维达人,的确会讲印地语或印度斯坦语,虽然讲得很蹩脚。只有那些会讲英语的人不愿意学它,仿佛懂得一点英文倒反成为他们学习自己祖国语文的障碍了。
①德罗维达人(Dravidians)是印度最早的土著民族,现在绝大部分定居于南印度。泰米尔和德鲁古是他们的主要语言——译注。
②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即印地语(Hindi),通行于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印度大部分人通用的语文——译注。
可是我把话扯远了。让我讲完我的航程吧。我要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彭戈拉”的船长。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这位善良的船长是普鲁茅斯教友会的会员。我们的谈论涉及精神上的问题多于航海生活。他在道德和宗教信仰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对他来说,《圣经》上的教训如同儿戏;它的优美之处就在于它的纯朴。他会说,让所有的人——男女老少,都信仰耶稣和他所作的牺牲吧,他们的罪过肯定是会得到赎救的。这位朋友引起了我对于比勒托里亚普鲁茅斯教友会的回忆。他认为不论什么宗教如果对人加上什么道德上的约束,总是不好的。我的素食一直是所有这种争论的题目。我为什么不可以吃肉呢?吃牛肉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创造一切下等动物,不就是为了人类的享受,正如——举例子说,他创造了植物世界的目的一样吗?这些问题无可避免地把我们卷入宗教的争论上去。
我们谁也说不服谁。我肯定自己的见解:宗教和道德是二而一的东西。这位船长对于他所持的相反的意见,则是深信不疑。
愉快地航行二十四天以后,旅程结束了。我欣赏了胡格利河的美丽景色,在加尔各答上岸,并于当日搭火车赴孟买。
第二十五章 在印度
火车在开往孟买途中,在阿拉哈巴停了四十五分钟。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到城里逛一逛。我还得到药店里买一点药。药剂师还在惺忪半睡之中,他配药时慢条斯理,以致我赶回车站时,火车正好开走了。站长好心地为我延缓了一分钟的开车时间,但是没有看见我回来,只得细致地叫人把我的行李取下火车。
我在克尔尼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决定就地做一点工作。我曾经听人家说过关于阿拉哈巴的一家报纸《先驱报》的许多情况,而且还知道这家报纸是印度人的愿望的反对者。我记得当时的主编是小吉士尼先生。我要争取各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便写了一张条子给吉士尼先生,告诉他我如何误了火车,请他约个时间谈谈,使我可以翌日离去。他立刻答应了,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耐心地听取了我的意见。他答应在他的报纸上报导我所写的任何东西,但是声明他不能答应支持印度人的所有要求,因为他必须懂得、并且给予殖民者的观点以应有的分量。
“这就够了,”我说道:“只要你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在你的报上加以讨论。我所要求和希望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应得的赤裸裸的正义罢了。”
我把这一天其余的时间花在看一看雄伟壮丽的三河汇合处①,并计划着摆在我面前的工作。
①三河汇合处(Triveni)实指恒河(Ganges)和朱木那河(Jumna)汇合之处,被印度教徒认为是圣地——译注。
这一次和《先驱报》主笔的意外谈话,为以后的一系列事件打下了基础,这些事件终于导致我在纳塔耳受到刑罚。
我在孟买没有逗留,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去,着手准备写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功夫。这本小册子的封面是绿色的,后来便以《绿皮书》著称。我在这本小书中有目的地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状况的景象。我所用的文字比前述那两本小册子温和得多,因为我知道远道传闻的事实往往甚过于真象。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一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面的领袖人物。《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由路透社摘要发到英国,又由伦款总社摘发纳塔耳。这则电讯印出来不过三行,只是一个简要,但是夸大了我所描述的印度人在纳塔耳的遭遇,而且不是我的原话。这在纳塔耳所造成的影响,以后我们就会明白。同时每一张有名的报纸对这个问题都大加评论。
要把这些小册子寄发出去不是一件小事。如果雇人包装也很费钱,但是我想出了一个更为简便的办法。我把当地所有的儿童都集中起来,请他们每天早上不上学的时候,义务劳动二、三小时。这一点他们自愿地接受了。我答应把我所收集的邮票分送给他们,作为一种奖励。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招募儿童为志愿工作者的初次体验,其中有两个小朋友已成为我今天的同事。
这时孟买发生了传染病,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大家都担心拉奇科特也不能幸免。我觉得我在卫生部门会有些帮助,我便向政府报名投效。我的申请被接受了,并被委派到负责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去工作。我特别强调厕所的清洁,委员会决定检查每一条街道的厕所。贫苦人家并不拒绝我们去检查厕所,而且他们还按照我们的建议,改进他们的清洁卫生工作。然而当我们去检查上等人家的时候,有人甚至拒绝我们进去,更不必说接受改进意见了。我们共同的经验是,有钱人家的厕所比穷人的还要脏。他们的厕所都是黑洞洞的,又臭又脏,蛆虫横生。我们所提的改进意见很简单:用桶盛粪便,免得遍地都是,把厕所的围墙拆除,使厕所里有充足的光线和空气,也使打扫清洁的人便于清除。上等人家对后面这点建议提出了无数反对的理由,有很多人根本不执行。
委员会还得去检查不可接触者的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看。到这种人的地方去看看,对其余的人来说,多少是有些荒谬的,更不必说去检查他们的厕所了。但是对我来说,到这些地方去倒是一件令人喜悦的意外之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这种地区。那里的男人和女人看见我们来了都很惊异。我请他们带我们去看看他们的厕所。
“我们的厕所!”他们惊奇地叫道:“我们都是到空地上去大小便的。厕所,那只有你们大人物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