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北国,空旷、辽阔。朔风在原野间呼啸,经霜的树叶,在这寒风中猝然脱落,在干燥的沙碛地面上旋转、飞舞着。
唐康骑在马上,举目四望,目力所及之内,除了他身后绵延逶迤的使团,以及周围护送的契丹军队,整个天地之间,竟似渺无人烟一般。只有几只乌鸦落在远处河边的几棵杨树上,张开翅膀,凄凉的叫着虽然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度过,但对唐康而言,这种黑色的,始终是不详的象征,这一点上,显示着他骨子里依然是南方人而这更让唐康心里泛起一种苍凉的感觉。
再走二十里,便是广平甸契丹皇帝冬捺钵的行在之所。
唐康始终无理解契丹人的思维。作为一个积极推广汉化,锐意革新的皇帝,耶律浚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中京大定府作为行政首都的地位,但是,这个皇帝却始终未能彻底革除他祖先的“弊政”,每年都要带着自己的朝廷到处乱转。这样的统治方式,在以往契丹以部族自治为主之时,或许还并无不可;然而,在耶律浚的锐意变革之后,辽国朝廷直接控制、管理的州县人口越来越多,此时还搞什么“四时捺钵”,就显得有点食古不化了。
当然,这只是契丹的内政。耶律浚若治理不好自己的国家,唐康只会幸灾乐祸,绝不会有半点的同情与担心。只是契丹的这种制度,对于各国的使臣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折磨。在各国流行互派常驻使臣的今日,耶律浚的四时捺钵,亦意味着各国的驻辽使臣也必须每年跟着他乱跑。而对于唐康这样的特使来说,则意味着他必须在寒风凛冽的季节,鞍马劳顿,跑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拜会契丹的皇帝。
唐康在心里咒骂着。但想起自己的使命,又感到一种兴奋。
这一年是大辽太平中兴十一年,大宋绍圣六年。时方三十六岁的唐康,以大名府任上考绩优异,累迁至武经阁侍读、枢密院副都承旨,此番奉旨使辽,乃是为了与辽国谈判,修改或终止由如今的兵部尚书章敦在六年前与辽国签订的“互市条约”。
熙宁十八年签订的那份条约,原本应当在去年五年到期后就终止,但宋辽双方谈判没有结果,左丞相司马光顾及两朝交好,又做出
妥协,令此议延长了一年。然此事却在宋朝朝野招致极大的不满,更闹出不少风波,迫于压力,两府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必须修改或终止条约。这才差唐康为特使,出使辽国,向耶律浚表示诚意,并妥为解释。
妥为解释!
唐康不由在心里冷笑着。
到底,这不过是司马光的一厢情愿罢了。自从绍圣三年,太皇太后下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后,七十多岁的左丞相司马光,在唐康等人的心中,便是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怯懦怕事了
他先是在绍圣三年,上表请求召回吕公著,但吕公著回京时,已是口齿不清,不到一个月,便老死于府中。然后,他又请求召回文彦博,但文彦博坚拒不允,反而请求致仕,最后以太师、加两镇节度使致仕,隐居于洛阳。
仅以此一事,唐康便觉司马光不及文彦博多矣。
这并非是因为唐康是文家的孙女婿,所以偏袒文彦博。便以与辽国互市条约之事来说,六年前签订此约,或属迫不得已,然至绍圣六年,大宋朝早已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走出了高宗皇帝大行时的困境。
先是绍圣元年,宋夏议和。石越与司马光一道,顶着国内反对者的压力,遣蔡卞出使夏国,在黑水城与李秉常议定盟约,宋朝以允许秉常每年遣使祭祖、愿意西迁的党项贵人、开换互市、重新册封李秉常为西夏国王、同意两国互驻使节一共五项让步,换取秉常向宋称臣并采用宋朝年号。绍圣二年,王安礼与李宪又奉旨与西夏议定边界,双方并口头承诺,秉常不再东向图谋西夏故地,而宋朝则默认秉常兼并西域之行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经营西域,再无东顾之忧。而宋朝在全面收缩之战略下,也乐得换取西北边境之安宁,从此可以着力消化收复的河西之地,进一步巩固在河西的统治。
这一策略效果显著,虽然有情报显示,在绍圣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龟兹,并且数度大破黑汗,眼见着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迁都高昌后,悄悄地恢复了年号。但是,这几年来,宋夏边境,却是的的确确做到了和平相处。而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两国互市规模不断扩大,宋朝从河西至横山、河湟,户口滋衍,
府库充盈,阡陌相连,羊牛成群。而宋军大量转为屯田军,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连带着让陕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绍圣五年,朝廷更是在横山、河湟、河西诸地,做了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僧道,在这些地区大做事,超度死于战争的亡魂这倒并非没有先例,但此后,石越又下令这些僧道深入各蕃部,替各蕃部医治人畜,朝廷并为此拨出三十万贯缗钱,购买草药,赐予诸部落。
石越此举,固然显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关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间接展示了宋朝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良好。
确,时至今时今日,汴京的物价,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但自熙宁十八年发行盐债开始,尽管围绕盐债之事,争议不断,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盐债,毕竟得以顺利发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不仅可以为交钞、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
在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尽管很快海外之凌州与金州又发生了战争,但原本预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却也因为封建,获得了新的机会。自熙宁十八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以购买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行业的繁荣,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国后,为筹措最初的资金,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的出卖利益,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到开放矿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当为佣兵,替他们征服夷人,然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分享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