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
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
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
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
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的性格是,
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
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
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暴其
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
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
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问的纷言,一时
问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
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
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
折,直如儿戏,真足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
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
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
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
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
官员被纷纷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
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
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
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
“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
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
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久耶,思之
悚惕。”
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
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
体验。
“去年年终考察,吾密劾者皆未动,知圣眷已差,惧不能
始终,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