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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火（小说）

他比那时老多了，时间的流逝在他脸上冲刷出一条条皱纹，老年人固有的愁斑一块块堆砌在上面。软软的道地的苏州话也含混了，哪像二十年前，他挺精神，脸皮还有光泽，他为国家遭遇困难“挑担子”，他们剧团解散了，他家乡没人，没有房子，就没有被动员回乡，居委会就安排他来弄堂口烧七星炉灶。谁都这样亲热地叫他“苏州伯伯”。

苏州伯伯挺有能耐，大炉灶上七个孔，可同时烧七锅饭，这是他的拿手戏，因为在剧团里他就是蹲厨房的，他在这里又发挥了他的特长。

他的日常生活，总是早上四点多钟生火，为上早班的人们服务；直到中午，安顿了中班人们的午饭，才收摊。

我们可方便了，两三碗拿到七星炉灶上一热，只要付一二分钱，很快就能吃上热粥。他还卖旺煤球，五分钱十五个，每家都为自己家获得方便而感到高兴。

苏州伯伯靠一分一分钱凑起来度日，我心里替他发愁：一毛钱他要做几个人的生意？日子真是难过。我是他每天的固定户，不仅靠他的七星灶热菜、烧水，还不时去买他的旺煤球，生自己家炉子。人倒轻松、舒服了，家庭开支不免增加了一些。父亲找我讲话，我总说：“我要做功课，要看书，不生炉子时间宽舒点。”父亲不说我偷懒，为了鼓励我好好读书，也居然同意。

我和七星炉灶逐渐加深了感情，清晨醒来，一听到毕毕剥剥生炉子的声音，心里也暖烘烘的，蛮踏实，知道烧早饭有了着落。平时我一有空闲，就站在远远的地方看他烧炉子，安排哪个锅该烧哪个灶；饭一烧滚，该怎样从旺火炉灶调到钝火炉灶。他就这样及时，这样熟练，让炉灶发挥着最大作用，让大家更快地吃到热饭，早去上学、上工。我不知他过去拿固定工资时，是否也这么勤快。有时我静下心来，还替苏州伯伯想着他与几分硬币的关系……

8点钟以后，七星炉灶从紧张转入轻松，他这才把靠墙脚边的篮子拎出来，撩起盖着的毛巾，端出一小锅粥，坐到炉灶上热起来。这时，他就从那只大围兜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硬币和几张角票，数了起来，享受着辛勤劳动的果实。硬币，按整数用纸封好，小心翼翼撩起大围兜，放进里衣口袋。他把时间安排得如此和谐，这时正好粥热了。他加上几丝咸菜，捧着大碗，呼噜呼噜吃起来，嘴里啧着味道，眼睛却在七星炉灶周围转了一圈，大概又在算计还要干点啥。饭后他兴致进入顶峰，有时还会哼上几句不知名的曲子，把剧团烧饭时学来的戏曲也搬出来了。乐趣是这样平淡，但正是这种平淡的乐趣，使他生活得很快活。

时间使苏州伯伯比过去苍老了，愁斑爬上脸面，赖着不走；眼睛也开始混浊。他迟钝了，每天要花一个多钟头才将炉灶生好。七星炉灶的生意也大不如前，生五个孔也用不足，只好烧开水卖。他时常病倒，不来开张，有些老顾客也摸不准他的规律，就此散了不少。一次，他又两个礼拜没来，脚上发流火。来的那天，脚肿还没退尽，而且还不停咳嗽。我拿了瓶半夏露给他，劝他多歇几天，问他居委会是不是给他一些补助。

“只要爬得动，就不要补助，自己赚钱，心里踏实，用起来自由。”这些话，发自他的肺腑，显示了他的性格，也使人隐约地感到这个老人的心灵里闪烁着一种发光的东西。但生活无情，我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再也听不到他哼无名的曲调，早饭热粥逐渐照不到他的“排头”了。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了他的笑脸，那是不久前的事。七星炉灶改造过了，还在弄堂外搭了个棚，放了桌椅，挂了块“自家人合作点心店”的牌子。居委会安排苏州伯伯和三个待业青年一起办起了点心店。我们地处市中心，人也集中，但点心店并不多，有时要买点豆浆，买根油条吃早饭，也要排上一刻钟的队。大概生活水平提高，早晨吃早点的人多了，吃泡饭的人少了。我也不愿烧泡饭吃，两小碗一吃，肚子胀鼓鼓，一上班两个钟头一坐，肚子咕咕叫，吃点心虽耐饥，但我熬不过一刻钟排队，还不如烧煤饼炉，既可热粥，又可给孩子穿衣、喂饭、叠被和打扫。有时时间来不及，只好一面纽扣子，一面赶路去上班，早饭就来不及吃了。我时常埋怨。隔壁好婆她们总开玩笑地笑我“常饿嫂”。苏州伯伯他们办了合作点心店，我又成了他们的老顾客。他们专门卖经济实惠的点心。早晨他们卖薄饼油条、豆浆、馄饨、面类等，下午还卖肉包子。他们还千方百计做快餐，薄饼油条预先包好。早晨我时间来不及，一两八分一付，拿了就可一面走一面吃。他们还讲究在味道上下功夫，馄饨的汤里掺点肉骨汤，既可少放味精，味道又鲜，更主要的是馄饨煮得不生不烂。有人赞扬他们，他们总用手指指蹲在后面的苏州伯伯，是火候掌握得好呀。可不是，五六碗馄饨往锅里一扔，就听见炉门口的电风扇呜呜响了，几秒钟后，电风扇关了，几十只馄饨就争相氽出水面，盛起来就可送上桌了。他们年老的功夫深，年轻的力气大，两相搭配，点心就做得快，烧得好，生意自然就兴隆，大家吃了都满意。我还真感谢他们帮我摘了“常饿嫂”这顶帽子，我竟然发现人也胖了。

有一次休息天，我带孩子去吃馄饨，见苏州伯伯蹲在地上搅拌着煤灰做煤球。我问他做煤球干啥，他说，能省点开支，大家多分点钱钞。

我拉他坐下唠叨，问他生活怎样。

“现在一天能净收入两三元，不是过去光数硬币，而是数块头（元）了。”

“身体？那比过去好多了，用不着担心开销，有时实在难以起床，他们还劝我歇一天哩。”忽然他附在我耳边说，“我还吃了银耳。”我真为他高兴。我忽然记起一件事，“居委会不是要你拿养老金吗？忙碌了一世休息休息算了。”

“不干事吃现成，那不和大耳朵（即猪）一样？！”他哈哈笑了起来，“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烧炉子技术他们还在跟我学哩。”

刊于《文汇报》1981年11月5日“笔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