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
那不是你,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喊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写出这样诗句的诗人,分明地已在宣告着,他为着他的国,是肯于连地狱也下的。一切诗人之所以是诗人,皆发乎于对诗的爱。却并非所有爱诗的诗人都同时爱国。
有的诗人仅仅爱诗而已,通过爱诗这一件事而更充分地爱自己;或兼及而爱自然,而爱女人,而爱美酒……这样的诗人,永远都是任何一个时代所不伤害的,甚至是恩宠有加的。这样的诗人的命况永远是比较安全的。即使沦落,也起码是安全的。
有的诗人,却被时代所选择了去用诗唤醒大众和民族。他们之成为斗士,乃是不由自主的责任。因为他们之作为诗人,几乎天生的已有别于别的诗人。当他们感觉他们的诗已缺乏斗士摧枯拉朽的力量,他们就只有以诗人之躯,拼着搭赔上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了。
相对于一个国家,如爱诗爱自然爱女人一般爱国的诗人,都有着诗人的大诗心。
相对于我们的世界,如爱诗爱自然爱女人一般用诗鼓呼和平的诗人,都是更值得世界心怀敬意的。在他们的诗面前,在他们那样的诗人面前。
台湾有一位诗人叫羊令野,他写过一首咏叹红叶的诗: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着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闻一多,1946年的中国之一片“捧着一掌血的落叶”!一支迎着罡风奋不顾身地点燃了自己于是骤然熄灭的红烛!
他原本是“裸着脉络”为诗而来到世界上的,却为他的国的民主和伸张政治之正义,而卧着自己的血归于他“最初萌芽的土地”。那土地1946年千疮百孔。
在世界近代史上,他是唯一一位被子弹从背后卑鄙地射杀的诗人。
虽然我们想到他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死,其后才是他的诗——却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浸着和红烛一样红的血色,渲透了文学的史,染红了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新国家之诞生的生命史。……
闻一多这个名字因而本身具有了交于一切诗的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