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
——关于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断想“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亨利·诺尔曼·白求恩,一个加拿大的胸外科医生,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死在了距硝烟弥漫的前线咫尺之遥的小山村里。
最近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20集电视连续剧《诺尔曼·白求恩》,以其真实感人的震撼力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当前往往弥漫充斥着靡靡之音、庸俗垃圾的影视乐坛中发出的一道耀眼的光芒。我个人认为,这部电视剧比其他严肃题材具有更现实的思想上的深刻内涵,尤其是对于浮躁的商品时代和逐利心态而言。据报道,剧组自导演至摄制人员“常常含着眼泪拍摄”“泪流满面”,我相信这不是炒作。现在享受丰富物质文明的人们,很多已不再关注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更不会去追求信仰、理想和道德。
白求恩在临终前曾自豪地说:“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充满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他在逝世前几天伤感地认为他自己做得还不够完美,因为在炮火硝烟的间歇中,他有时会感到孤独和疲惫,会偶然想起他以前接触过的上流社会:啤酒、夜宴、恋人、舒适的床……白求恩不是一个殉教者,但他来到中国,却为八路军年轻战士的英勇、中国农民的纯朴善良所深深感动,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意志所感动。不可否认,白求恩的灵魂在当时面临亡国之虞的中国受到了净化。须知,白求恩在此之前已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四大胸外科专家之一,是皇家医学会会员,不仅医道精湛,而且有多项医疗器械发明,还是加拿大全民医疗的倡导者。他已进入上流社会。他的前程似锦,轻裘肥马、醇酒妇人对他来说是唾手可得。但是他毅然诀别了诱惑,而选择了高尚。即便他到了延安,其实也不必深入前线,但是他坚决地选择了离前线最近的地方,以便能在第一时间尽量挽救战士的生命。他曾连续69个小时做了135例大小外科手术,这个纪录我想至今无人超越!白求恩的死因之一不仅仅是感染,长时期超负荷工作、身体极度虚弱也是致命原因。
请不要忘记白求恩吧!这个本来可以进入上流社会、享受舒适生活和绕指柔情的外国人,为了中国人民摆脱苦难,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白求恩不该被遗忘。法国哲学大师萨特曾评价切·格瓦拉是20世纪最十全十美的人。萨特大概不知道白求恩,否则他一定会为这位无私的、没有一丝一毫低级趣味的、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加拿大人洒一掬感佩之泪。
白求恩应该成为人们的榜样。人们当然应该享受生活,但是不应该自私、卑鄙、腐败和无耻。
白求恩应该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会忘记,一队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在他们最尊敬和热爱的白大夫逝世后,为躲避日寇的逼近,含着眼泪护送他的遗体,在风雪弥漫中走了五天五夜!我们不应该只庆幸保存下了白求恩的遗体,更该庆幸遗传下了他的伟大而不朽的精神世界。
据有人观察,在加拿大白求恩家乡他的雕像前,时尚男女从他身边走过从不会留意。但在中国,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人不要忘记这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老人,不要忘记他的信仰、高尚、纯粹和温暖的爱心。
当然,在我们每一年纪念抗战胜利的日子里,也不要忘记为了中国的抗战,而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外国反法西斯战士:印度援华的柯棣华医生,苏联援华志愿大队的飞行员,与日寇关东军作战的苏军将士、美国飞虎队和驼峰行动的美军飞行员,以及由日共党员和觉悟的日军士兵组成的反战同盟盟员……“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温和的目光将会永远注视着我们,注视着他曾经眷恋过的已不再极度贫困和痛苦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的土地……
相约格瓦拉
切·格瓦拉是一个响彻全世界的名字,是革命、游击战和消灭不平等差距的代名词。他不仅是一个在古巴英勇战斗、在玻利维亚英勇就义的英雄,而且是一位不为人知的出色的摄影家。
那张由阿尔伯托·柯尔达拍摄的题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格瓦拉在贝雷帽下灼热、坚定、闪烁着光芒的眼波,洋溢着希望微笑的面庞和英雄信仰象征的美髯,自1960年问世即如潮水一般汹涌澎湃——被亿万次地复制和广为传播,出现在形式各样的报刊、书籍、屏幕、T恤、徽章、明信片、画册、绘画上,不可计数地跃入人们的眼帘。它无愧于“世界上最著名的照片”这一赞誉。时至今日,在欧洲等地的示威游行中,仍会在火红的旗帜上看到格瓦拉的这张完美和象征信仰的肖像。在揭竿而起的游击队员心目中,这张摄影照片更是激发出勇气和动力。
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现代史上的史诗英雄(美国《时代》杂志曾将格瓦拉列为20世纪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你能想象切·格瓦拉还是一位摄影家?他曾握紧枪杆的手,怎样去按动相机的快门?摄影记者拍摄他的肖像,已成为人们的偶像经典,而他的摄影作品该怎样展示他的情感?
我曾通读过有关格瓦拉的多种传记:美国人丹尼尔·詹姆斯写的《切·格瓦拉》,俄罗斯人尤里·加夫里科夫写的《切·格瓦拉:未公开的档案》,包括中国人写的《纯粹的红:切·格瓦拉传》……这些传记中几乎极少提到格瓦拉作为摄影家的一面。
在一个周六的苍茫暮色中,我来到京郊的草场地三影堂,慕名观瞻早已久仰的英雄的摄影展览——《摄影家格瓦拉》。格瓦拉生前从未办过个人摄影展。在他牺牲的20多年后,这个展览才开始举办并久负盛名:自1990年以来,已在全世界13个国家中的16个城市展出过,包括西班牙、法国、墨西哥、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丹麦、希腊、委内瑞拉等。22年后,它终于来到了中国,来到了格瓦拉生前曾两次步履所及的土地。而且距上次展出已相隔10年,这次不仅在中国首展,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展。据说10月北京影展结束后,还将在中国其他地方巡展。格瓦拉热爱中国,从感情上亲近中国,当年毛泽东曾亲切地称赞他:“你好年轻哟,切!”他也非常尊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伟人。
2012年10月恰是格瓦拉牺牲在玻利维亚丛林的时间,他逝世(1967年)距今已45年了,如烟的岁月掩盖不住格瓦拉为理想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与信仰,他无愧于萨特的高度评价:“时代的完人”;同样,岁月的流逝也腐蚀不了他留给全世界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人民的精神财富,不仅仅是他的《游击战》《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拉丁美洲革命的战略与战术》《游击战争:一种手段》《革命战争回忆录》(格瓦拉日记)等著作,也包括他的摄影作品,在这次摄影展上232幅照片中,洋溢着他绚烂的人文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如他1959年在古巴拍摄的喜悦微笑的小男孩,堪称经典之作。那是格瓦拉率领第八纵队的战士们为山区低收入百姓建设了一座小学校,山区从来没使用过电,当孩子们第一次看到电灯大放光明时,“以为是星星掉下来了”。从没有上过学的小孩子看到新建的学校,是那样难掩喜悦的笑靥。这是一幅满怀着挚爱的摄影作品,时至今日,我们仍会从中获得对英雄的爱意和对现实的思索!
格瓦拉拍摄了大量古巴工业发展的照片,拍摄了系列玛雅文化的照片,拍摄了挚爱亲朋的照片和年轻时在拉丁美洲的游历,包括自拍像,有人说:“作品均刻画出作者的眼力和敏锐画面感,以充分的表现力让我们看到他的性格和经历。”我曾经观看过巴西导演沃尔特·萨雷斯根据格瓦拉周游拉丁美洲时的《摩托日记》改编的同名电影(2004年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格瓦拉接触了社会层面,始决定成为医生,以治愈不幸的下层大众,但他最终决定放弃手术刀而用革命的手段去治愈社会。
也许他应该感谢父亲在他幼年时,送给他一部玩具相机,去拍摄周围的一切。相片里的社会在他的脑海中永远定格。他的作品有新闻性,但不仅仅是新闻性,因为他拍摄的大量作品是他成为革命者之后。当然,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战火纷飞的安哥拉、刚果(金)、玻利维亚等硝烟中的作品,两次访问中国时也只留下他与中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接触,而没有留下他拍摄的摄影作品。他曾在中国的西安、成都、武汉、上海等地留下参观工厂企业的足迹。这是一片他神往已久的土地。在第一任妻子伊尔达的指引下,他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国革命的思想,毛泽东的著作是他的政治和军事的教科书,格瓦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毛泽东的诗:“不到长城非好汉!”可惜,格瓦拉没有用镜头记录下他在中国所看到的一切……
我在展室中徘徊,跳跃的思维似乎穿越了时空:耳畔响起了格瓦拉的铿锵名言:“我永远喜欢理想。只要子弹不阻碍,我将永不停止……”我将20年前所写的收入有关格瓦拉文章的书送给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他执意请我在书上签名。当他知道我20年前就写过格瓦拉时不禁问道:“你去过古巴吗?”我告诉他:“当然没有去过,但是我心中熟悉这片土地,更熟悉英雄格瓦拉。”
格瓦拉之子卡米洛·格瓦拉作为父亲摄影展的策划者之一,也来到了这里,在花木扶疏下掩映的草坪一角,我的手同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他很高兴接受了我的赠书,在签名之后他搂住我肩膀合影留念。在数日之前我曾提出专访,但由于那天是开幕式,他作为他父亲影展的策划者之一异常繁忙,几无闲暇,在主办方的不懈安排下,我与他只能简短地交谈。作为格瓦拉的儿子,他对父亲充满了崇敬、尊敬和自豪。卡米洛说自己也是革命者,和父亲一样,是一个想要改变世界的人。翻译介绍说,赠书者不仅是新闻记者,还是作家和诗人。卡米洛笑了起来,握住我的手以示尊重。我提起他父亲秘密潜入玻利维亚之前给卡米洛等子女们的遗书,当然,卡米洛那时幼小,对父亲只有模糊的记忆。但他长大之后,深受父亲思想、精神的影响,对父亲的著作是熟知的,对这封信当然永远铭刻在心:“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格瓦拉也希望孩子们要“努力学习,以便掌握技术,征服自然界。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主要的,而我们每个人,作为个别的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再见,孩子们,我希望还能见到你们。”不幸的是,卡米洛再也没有见到亲爱的父亲。留给他的只是父亲在影像中那永恒的微笑。
我离开人头攒动的摄影展场地时,已经近晚8时了,但是人们还络绎不绝地赶来……
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生前有过睥睨四顾的诗句:我相信在我墓前的小路上,将不会有荒草生长。当年格瓦拉被俘牺牲后,美国中情局特种部队和玻利维亚军人割下了他的双手。1970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格瓦拉的面膜和双手已回到古巴,他说:“切曾经用这双手紧握武器,进行解放斗争,曾经用这双手撰写文章,表达他的光辉思想,曾经用这双手在甘蔗种植场、港口和建筑工地上劳动……”他没有提到,格瓦拉的双手还曾无数次按下快门,留下了众多的他所热爱的这个世界的各种影像。
1997年7月,格瓦拉的遗骸被发现,并被运回古巴,安葬于圣克拉拉专门为他营造的陵墓。圣克拉拉是格瓦拉建立过赫赫战功的城市,是卡米洛母亲阿莱达的故乡,也是格瓦拉除出生地阿根廷之外的第二故乡。
格瓦拉墓前没有荒草,只有旗帜和歌声,只有纷至沓来的人们前来寻觅、充实理想与信仰的脚步……读懂普希金
有人说你是法国黑奴的后裔,有人说你是浪漫不羁的情种,其实,你是暴风雨来临前翱翔的海燕,俄罗斯诗歌不朽的太阳和魂灵。
200多年的岁月,人们和世界没有忘记你那慷慨激昂的诗句:“同志,请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俄罗斯会从沉睡中苏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写下我们的姓名……”尽管爱情是他精神世界中的主要支柱,但爱他的人能忘记他那些震撼人心的政治抒情诗吗?将普希金引为同志和知己的“十二月党人”,永远不会忘记普希金献给他们的动人诗篇。
1825年,英勇的“十二月党人”发动武装起义,遭到沙皇宪兵的残酷镇压。5位领袖慷慨赴义,120多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普希金得知后,怀着沉痛的心情为“十二月党人”献上两首流传千古的诗篇《致普欣》《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尤其后一首已成为世界诗歌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普希金其实也是一位在沙皇残暴统治下不甘屈从的“囚徒”,他对自由的渴望从来不曾泯灭。他热爱哺育他的俄罗斯,但他更厌恶专制和奴役。他不仅赢得众多女性的羡慕和崇拜,更获得千千万万人的发自心灵的共鸣。在俄罗斯历史最黑暗的年代,他从未停止对爱的梦幻、追求和颂扬。今天的人们为什么仍然怀念普希金?不仅仅是俄罗斯人将他的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看成斯拉夫语言文字的百科全书,而且还因为他的正义感、爱国激情和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视自由、博爱与荣誉为第一生命的高贵情操,为千万人树立了做人(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楷模。
俄罗斯精神的升华——贡献出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罕见诗人普希金。在他身上所闪烁出的无形的精神力量,感染着人们、激励着人们。“如果生活将你欺骗……”仍然永不消沉,永不颓废,永远高唱着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交响乐章。
莫斯科广场的普希金铜像至今矗立,人们看到的是诗人永远寂寂的沉思——略略低垂着他那高贵的头颅。俄罗斯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普希金。是不是人们庸俗地理解了普希金?现在人们热衷于对普希金隐私的考证,例如详尽地考证出普希金之妻冈察洛娃献爱不献身,但诗人难道是为爱情而和丹特士决斗的吗?1837年1月27日彼得堡城北黑溪的雪地上,诗人面对着的难道不是俄罗斯冷酷的寒冬吗?我们今天重读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会淡忘专制暴政的阴谋和淫威吗?
只能是太阳、魂灵和囚徒,而绝不只是一个情种。
伟大的普希金从来不会“从时代的轮船上抛到大海里去”,普希金的诗歌影响了中国不止一代人,他的魂灵不仅永远徘徊在俄罗斯,也会徘徊在李白和杜甫的故乡,徘徊在海涅、泰戈尔、惠特曼们深情注视的地方……
“各位,早晨好!”
——写在安徒生诞辰二百周年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在他逝世前两天曾欣喜地写道:“哦!多有福分,多么美好。各位,早晨好!”这是他的遗言吗?还是对他所热爱的童话世界的眷恋?
安徒生诞生到这个世界已经两百多年了,这个出身于欧登塞城一个贫苦鞋匠之家的丹麦人,后来以他真挚的笔写出的百余篇童话,影响了全世界几代乃至更多的不同肤色的人们。很多人都知道:安徒生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的童话不仅仅是写给儿童看的。
安徒生所生活的时代是丹麦被英国舰队炮轰哥本哈根后沦为附庸的最萧条的年代,半农奴制下的丹麦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安徒生11岁丧父,母亲改嫁;他做过学徒工,生活坎坷,14岁孤身来到哥本哈根;后来凭刻苦和才华读完大学,但终无工作,完全靠稿费维持生活。他终身未成家室,晚年患了癌症。1875年8月4日病逝于友人之家。
有人津津乐道安徒生生前丹麦王室对他的褒誉。不可否认,在安徒生晚年,由于他巨大的影响力,王室不得不刮目相看。在安徒生69岁生日时,丹麦王室册封他为国务参事并授予一级高级骑士国旗勋章;在他70岁生日时,丹麦国王克里斯钦四世亲自派出华丽的马车,迎接安徒生到王宫祝寿。但是有谁注意到安徒生生前在丹麦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所遭受的残酷攻击?他所受到的诋毁和谩骂使他在国内不能立足,被迫出走法国、意大利等异域从事写作。但即使他逃到国外,敌视他的学院派和王室上层也不放过他,如1833年4月他刚到法国巴黎,就收到刊有讽刺他的诗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