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把优雅变成习惯,把谈吐变成艺术
语言能力是一个现代人才必备的素质之一,说话不仅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你赢得事业成功的常变常新的资本。好口才会给你带来好的运气和财气,所以拥有好口才,就等于拥有了辉煌的前程,一个人,不管你生性多么聪颖,接受过多么高深的教育、穿着多么漂亮的衣服、拥有多么雄厚的资产,如果你无法流畅、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你仍就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懂得说话,直击人心才是上策
要是有人问你:“会说话吗?”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但我知道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不会或者说不真正会。
有家父子冬日在镇上卖便壶(俗称“夜壶”。旧时男人夜间或病中卧床小便的用具)。父亲在南街卖,儿子在北街卖。不多久,儿子的地摊前有了看货的人,其中一个看了一会儿,说道:“这便壶大了些。”那儿子马上接过话茬:“大了好哇!装的尿多。”人们听了,觉得很不顺耳,便扭头离去。在南街的父亲也遇到了顾客说便壶大的情况。当听到一个老人自言自语说“这便壶大了些”后,马上笑着轻声地接了一句:“大是大了些,可您想想,冬天夜长啊!”好几个顾客听罢,都会意地点了点头,继而掏钱买走了便壶。
父子两人在一个镇上做同一种生意,结果迥异,原因就在会不会说话上。我们不能说当儿子的话说得不对,确实,便壶大装的尿多,他是实话实说。但不可否认,他的话说得欠水平,粗俗的语言难以入耳,令人听了很不舒服。本来,买便壶不俗不丑,但毕竟还有些私秘的因素在内。人们可以拿着脸盆、扁担等大大方方地在街上走,但若拎着个便壶走在街上,就多少有些不自在了。此时,儿子直通通的大实话怎么能不让买者感到别扭呢?而那个父亲则算得上是一个高明的推销商。他先赞同顾客的话(“大是大了些”),以认同的态度拉近顾客的距离,然后又以委婉的话语说“冬天夜长啊”,这句看似离题的话说得实在是好,无丝毫强卖之嫌,却又富于启示性。其潜台词是:冬天天冷夜长,夜解次数多且又怕冷不愿意下床是自然的,大便壶正好派上用场。这设身处地的善意提醒,顾客不难明白。卖者说得在理,顾客买下来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有过一段评论说:“语言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
确实,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有的人缺少“嘴”上的功夫,说话乏“术”,因此,言谈表达往往“话不投机”,以致很难把事情办好,有时甚至还会将好事办砸;而有的人则能得体地运用语言准确地传递信息、表情达意,有的人甚至能点“语”成金,使所言收到奇佳的表达效果。
解缙陪伴明太祖朱元璋在金水河钓鱼,不料一上午一无所获,朱元璋深感失望,即命解缙“以诗记之”。这可是个风险极大的事。没钓到鱼乃是件地地道道的憾事,如果直录其事激怒皇上,岂不是脑袋不保?但既然皇上有令,如果不录,岂不是有意抗旨?不过这难不倒解缙,只见他稍加思索,便念出了一首漂亮的小诗:“数尺纶丝入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明太祖听了开怀大笑。请注意这首小诗,前两句的确是“尊旨而行”的实写,后两句则是巧妙的劝慰——钓不到鱼,那是因为皇上至尊至贵,“凡鱼”不敢上钩。于是就这么一“劝”,皇上乐开了花。
试想,如果解缙没有出色的想象力,不善于用语言将其准确迅速地表达出来,是不可能取得既直陈其事又劝慰皇上并且保全自己性命这样“一箭三雕”的效果的。
大哲学家老子曾经说过:“美言可以市。”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善于驾驭语言,便可以用之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不擅“说”道的人,可能就注定了要一辈子平庸,深谙说话之“术”的人,却常常能在最不可能处扭转乾坤。
元代的关汉卿因为编演《窦娥冤》,得罪了统治者,官府要捉拿他治罪。关汉卿得知消息后,连夜逃走。途中,遇到几名捕快。
班头问:“你是干什么的?”
关汉卿顺口答道:“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统领千军。”班头明白了:“原来你是唱戏的。”关汉卿又吟道:“或为君子小人,或为才子佳人,登台便见;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惊天动地,转眼皆空。”班头见他如此伶俐,出口成章,便问道:“你是关……”关汉卿笑道:“看我非我,我看我,我亦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像谁。”班头本来爱看戏,特别爱看关汉卿编演的戏。知道眼前这人便是关汉卿。捉他吧,于心不忍;不捉吧,500两赏银便没了。关汉卿看透了他的心理,便顺口吟道:“抬头莫逞强,纵得到厚禄高官,得意无非俄顷事;眼下何足算,到头来抛盔卸甲,下场还是普通人。”可能是这首诗打动了班头,他便对另外几名捕快说:“放他去吧,这是个疯子。”
关汉卿就这样脱了险。
可见,学会运用语言的威力,掌握说话的艺术,不仅是人际交往增进感情的催化剂,更是我们摆脱困境达到事业成功的保证。
有位西方哲人说过:“世间有一种成就可以使人很快完成伟业,并获得世人的认识,那就是讲话令人喜悦的能力”。让我们记住他的话吧!
点燃“说话”的火把,温暖彼此的内心
有些人对于“说”的理解总是难以做到恰如其分。一种是有“说瘾”的人,以说为乐,不论大事小事与自己有关无关,滔滔不绝,尽管挨了不少白眼受了不少批评,甚至被冠以“懒婆娘裹脚布”的名号仍不以为意,依旧乐此不疲;另一种人是“乌鸦嘴”,他们是天生的批评家,他们的眼里没有白米饭只有沙子,即使是鸡蛋也非要挑出个骨头来,结果是人人反感;还有些人,专爱搬弄别人的是非,东家长,西家短,不免落个“长舌妇”的骂名。
实际上,“说”是用以表达自我、说服别人、沟通外界的一种手段。能说,不一定就要喋喋不休,会说,也绝对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就像武侠小说中真正的高手没有兵刃,摘花飞叶都能伤人一样,真正会说的人很少长篇大论,常常是片言只语,就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从本质上讲,我们应该把“说”看成是一种生存的技能,是一门艺术。既然是一种技能,一门艺术,就不是随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也不是谁都能很好地掌握的。俗话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言半句六月寒”。不掌握一定的技巧,好话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恶果,“好心”也成了“驴肝肺”。好钢必须要经过回炉才能炼成,要想说得好,说得妙,不经过头脑的加工是不行的。诸葛亮能够“舌战群儒”,在众英才中“口若悬河”,靠的不是伶俐齿,而是“思如泉涌”。因此,要学会“说”,要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地运用“说”,你必须要深入地进行思考,谋定而后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斯大林,由于受反常的“自我尊严”的驱使,变得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唯我独尊”的个性使他不能允许世界上有人比他高明。莫斯科保卫战前夕,大本营总参谋长朱可夫将军曾建议“放弃基辅城”,以免遭德军的“合围”。这本来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建议,但斯大林听不进去,当面骂朱可夫“胡说八道”,并一怒之下把朱可夫赶出大本营。不久,基辅果然遭德军合围,守城的红军精锐部队全军覆没。
但是,一度当了苏军大本营总参谋长的华西里也夫斯基,却往往能使斯大林不知不觉采纳他的正确作战计划,从而发挥杰出作用。
华西里也夫斯基的进言策略非常别致。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在斯大林与华西里也夫斯基谈天说地的“闲聊”中,华西里也夫斯基往往“不经意”地“顺便”说说军事问题,既不郑重其事,也不头头是道。可是奇妙的是,等他走了以后,往往使斯大林想起一个好计划。过不了多久,斯大林在军事会议上陈述了这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是华西里也夫斯基的计划。
华西里也夫斯基也在军事会议上进言,但那方式方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他首先讲三条正确的意见,但口齿不清,用词不当,前后重复,没有条理,声音含混,因为他的座位通常靠近斯大林,所以只要使斯大林一个人明白他的意见就行了。接着他又画蛇添足地讲两条错误的意见。这会儿,他来了精神,条理清楚,声音宏亮,振振有词,必欲使这两条错误意见的全部荒谬性都昭然若揭才肯罢休。这往往使在场的人心惊胆战。
等到斯大林定夺时,自然首先批判华西里也夫斯基的那两条错误意见。斯大林往往批判得痛快淋漓,心情舒畅。接着,斯大林逐条逐句、清晰明白地阐述他的决策。他当然完全不像华西里也夫斯基那样词不达意,含混不清。但华西里也夫斯基心里明白,斯大林正在阐述他刚刚表达的那几点意见,当然是经过加工、润饰了的。不过,这时谁也不再追究斯大林的意见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来,华西里也夫斯基的意见,也就因为已移植到斯大林心里,变成斯大林的东西而付诸实施。事后,曾有人嘲讽华西里也夫斯基神经有毛病,是个“受虐狂”,每次不让斯大林痛骂一顿心里就不好受。华西里也夫斯基往往是笑而不答。只是有一次,他对过分嘲讽他的人回敬道:“我如果也像你一样聪明,一样正常,一样期望受到最高统帅的当面赞赏,那我的意见也就会像你的意见一样,被丢到茅坑里去了。”
在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斯大林在军事上最倚重两个人:一个是军事天才朱可夫,另一个就是华西里也夫斯基。有人甚至说,军事天才朱可夫之所以被斯大林倚重,从某种意义上看,正好与斯大林倚重大智若愚的华西里也夫斯基有关,因为倚重朱可夫,也是华西里也夫斯基的主意之一。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很多华西里也夫斯基佩服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跟他们学点什么呢?
说话就好像是火把,当你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说出合适内容的话时,你就像是在别人的屋里点燃了火把,让屋里充满光明,让别人觉得温暖;反之,你就像是在别人的屋里点燃了火,伤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要学会一开始就攻占对方的内心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说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你推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时候,能不能从一开始就抓住对方,从一开始就吸引住对方,对你“说”的成败具有直接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很快,人们在时间的安排上虽然不能说是争分夺秒,但也是十分紧凑的,如果你总是慢慢悠悠或者说出来的东西总是不咸不淡,你肯定抓不住别人的注意力,引不起别人的兴趣,甚至有可能让别人感到反感,到那个时候,你的说话被打断是幸运的,弄不好你会被粗暴地赶出人家的领地。做到从一开始就能抓住人心,就要在说好第一句话上下功夫,要从赋予第一句话以足够的新意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