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时间的车轮终于迈入了5月,也迎来了奥地利的初夏。其实这里的夏天和我在中国时所经历的气候有些不太一样,苏州的夏天总是非常炎热的,刚进入5月的天气就已经能让人感觉到太阳的无限威力,阳光照在身上那种热辣辣地感觉,即使是静静地呆在那里不动,都会汗流浃背。
记得那时还在苏州老家那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宅子里住的时候,每天都能听到从雕花窗外的槐花树上传来知了们一个劲地叫着“知了,知了”不停的声音,似乎这些知了生来的使命就是在不停的抱怨天热,而我也总是在这些声音的陪伴下,坐在书桌前昏昏欲睡地听着私塾老师摇头晃脑的读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那抑扬顿挫的念书声。
只有在太阳西下之后,气温才会稍许凉快些,被太阳暴晒了一天的树啊,花啊,才会显出些精神来。而这个时候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候,通常都会跟着爷爷一起拿着花洒浇浇花,或是蹲在花坛前看蚂蚁搬家,又或是在阴凉通风的水榭长廊上和家里管家的孩子们一起嬉闹,在我的印象里,家乡的夏天是炎热的,但又是可爱的。
而奥地利的夏天和家乡是不同的,它也是热的,但却热得非常温和,即使你在太阳下走上好几个小时,皮肤都不会感到热辣辣地发烫,身上也不会出很多的汗水,那种感觉反倒有点象冬天里的太阳洒在我们身上似的温暖。如果有微风吹过,还会有些凉爽,当然如果你躲在树阴下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感到太热的。只是这种感觉的夏天和春天太相近,通常会让我忘了自己身处的季节,有时似乎一不小心夏天就转瞬即逝,过了春天直接就进入凉爽而适宜的秋天,压根就会忘了还有一个季节叫夏天!
战争中的岁月就这么在人间悄悄地度过,夏天来了之后,大家都换上了更轻薄的衣物,对食物的需求也不象冬天的时候那么紧张,况且空袭也比前一段时间少很多,人们的心情也都似乎平复了不少。我、翠希和叔叔一家在等待沃尔特消息的同时,也在平静地度过自己的生活。
一天从养老院下班回家后,我特地去了施耐德叔叔店里,想看望一下维罗尼卡和施耐德叔叔,也想知道他们最近的生活是否过的还好。带着丽莎院长偷偷塞给我的一点从黑市上买来的面包当作礼物,我推开商店大门的时候,意外的发现维罗尼卡并不在店里,也没有多少客人,只有施耐德叔叔埋着头窝在柜台上正仔细地看着什么,我连忙上前打了个招呼:
“下午好,施耐德叔叔,怎么就您一个人啊,维罗尼卡呢?”
施耐德叔叔见是我来了,象见到救星一样,脸上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情,连忙将我引到柜台后道:“苏小姐,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帮我看看这封信上是怎么回复的,我的老花越来越严重了,这些小字都看不清楚了,维罗尼卡正好去集市买些东西去了,趁她还没回来之前,我要把回信写好的!”说着,他递过来一张纸,还特地探头看了看窗外的大街。
我狐疑地接过一看,那个熟悉的飞鹰军徽让我立刻意识到了这封信一定和阵亡的赫曼有关,仔细一看信封上的回信地址,原来是德国战争墓地服务联合会写来的,于是照着信上的答复,轻轻地念了出来:
“我们联合会负责对战争死者的墓地进行装饰和照相,至于您询问的墓地位于何处等问题,请您和位于柏林豪恩斯陶芬大街47号的陆军问讯处联系。我们同时也提请您注意:墓地
地的装饰和摄影工作因目前战况等原因还不可能。
希特勒万岁! ”
读完信,我望着陷入沉思的施耐德叔叔低呼出来,
“施耐德叔叔,怎么你是瞒着维罗尼卡给他们写的这封信吗?”施耐德叔叔叹了口气点点头道:“维罗尼卡她不愿意相信赫曼阵亡了,我这个做父亲的又何尝愿意相信呢?可事实既然已经发生了,再回避又有什么用呢?我也不想在维罗尼卡面前残忍的戳穿她的这个梦想,所以只能瞒着她了。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我的儿子到底埋在哪里,以后我想他的时候还能到他的墓前去看看他,可现在看来连这个希望都无法实现了啊……”说罢,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努力掩饰着自己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失望。
我沉默了,想到维罗尼卡,想到已经死去的赫曼,再看看满头白发越发苍老的施耐德叔叔,只觉得一阵阵的心疼。维罗尼卡的偏执情况越来越严重,几乎不能容忍任何人谈起赫曼的阵亡,有一次和她一起去买食物,她不小心听到隔壁邻居在小声地议论赫曼阵亡的事情,这时的她,不管手里捧着的一大堆土豆和面粉,立刻一撒手扔了手里的东西,冲过去和她们大声的争论起来,如果不是我赶紧过去将她拉开,连连给那几位太太解释、道歉,看她的情形就象要和她们打架似的。
从那以后,我们都不敢在她面前提到这些事情,甚至连“死”字,“阵亡”之类的字眼都不敢说了,对她的精神情况我也越发的担心了,曾经特地去询问过叔叔家的保健医生,但看医生的脸色和他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就知道,维罗尼卡的情况还是非常严重的。医生还说如果不尽早让她接受这个现实,一旦有一天她自己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之后,那她的精神状况就会变得歇斯底里,也就变成是人们口中常说的“疯子”、“神经病”了!
我爱维罗尼卡,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不想让她陷入那种可怕的境地!可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她呢?这些日子里,我和叔叔一起旁敲侧击地试探着她对这个事实的接受情况,可她似乎仍然不为所动,说到激动的时候,她甚至和我发起了脾气,面对一个如此的她,我又如何能继续地下去呢?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想失去了赫曼之后,再失去了维罗尼卡!
施耐德叔叔见我默然不语,他凄然的笑了一笑,拍了拍我的手道:“不用担心,苏小姐,信上不是说了吗,还可以去问陆军问讯处的。所以您能帮我写封信给陆军问讯处吗?我的眼睛越来越坏,又不能告诉维罗尼卡,所以只能求您帮我这个忙了啊!这也许是我能为赫曼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吧。”
我点点头,立刻接过施耐德叔叔早已准备好的纸笔,边写边向施耐德叔叔读道:
“尊敬的先生,
我想请问原属党卫军编制,后编入陆军中央军,派到苏联东线战场,阵亡于苏联雅赫尼东部城郊的少尉赫曼?施耐德的死因和埋葬地点吗?他是我唯一的儿子,请您能理解一个失去儿子的老人急切的心情!如果能得到您及时的回复,我将非常感谢!
施万?施耐德”
写完了之后,我在如何落款的时候稍稍犹豫了片刻,到底该不该写上“希特勒万岁”?
不写的话这封信可能会被当局认为是对元首的不尊而招致无端的麻烦,写的话又实在是让我觉得恶心和厌恶,但望着施耐德叔叔期待的眼神,我最终还是将这句太过谄媚而又言不由衷的话写在了信纸上,封好。
“施耐德叔叔,这封信等会还是我回去的时候顺路给投了吧,省得放在您这里万一被维罗尼卡看见就不好了。”我将信收好,放进了小皮包中。无意中往窗外一望,维罗尼卡正捧着一大袋食品往这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