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1994
欧仁·尤奈斯库,法国现代著名剧作家。父亲为罗马尼亚人,在法国度过童年时期,1925年去罗马尼亚,1938年重返法国定居。1949年后,著有剧作40多部,著名作品有《秃头歌女》、《椅子》、《犀牛》等。
我越来越困难了
我感到工作越来越困难了。所谓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讲话,我的意思是说我感到写作越来越困难了。然而,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总得要干些事情。但是,我已经写了一辈子,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了。不过,我还远远没有枯竭。我觉得受到压抑。我还要叙述的一些事情是那样地使人感到痛苦和难受,以致我觉得要写下去,非尽一切可能不可。“写了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在始终折磨着我。但是,如果我不写,那就要比写还要坏。表面上,我应有尽有。实际上,我已经没有什么目标了。我总是在干这样的事,那就是沉浸在我的苦恼之中。酒精可以使我摆脱,但为时很短,而且它只会更加使我觉得悲剧的普遍性。我的朋友C。对我说生活就是一场恶梦。恶梦所做的一切是残忍而平凡的:出生和死亡,杀戮和灭族,地球和宇宙的灾难,苦役犯监狱和压迫,暴力和恐怖——对所有这一切,我们早就知道了。然而,人们还生活着。几千年以来,我们好像屈从于这样的条件;对于这个条件,我们也许不应当再忍受了。但是,越来越认识到世界难以生活下去的人类,难道不应该自杀吗?即使人们生活在安静之中,难道衰老不也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吗?当C。断言说一切只不过是场恶梦的时候,他是带着高兴的心情说的。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位客观的智者。他清醒而理智地发表了所有这些观察意见。他并没有什么体验。至于我呢,远远超过了观察,我是感觉到的。不仅如此,而且我是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了。对于C。,一切都是可言的,他一旦讲了,就继续生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而对于我来说,一切则是不可言的。我所使用的词语都是简单而平庸的,它们不能表达出这个深刻的、真正的苦恼。令人觉得有些反常的是,这种苦恼是只有文学中诡谲的、纯化的技巧才能给以表达。我陷入了不可表达之中。
确实,人类是想要自杀的,但是它不是真正地想自杀,它只是一半地这样想,——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战争、轰炸、一些人迫害另一些人的原因。人类是又想自杀,又不想自杀。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拥有毁灭一切的手段的。由于错误,由于神智清醒的错误,由于失手,或者在集体失望的时候,这种毁灭也许是会发生的。
我曾经一直追求着虚假的目标。青少年时期,我追求的是绝对,我不知道是什么启蒙的力量,我不知道是发现了什么隐藏着的、令人鼓舞的、非常明显的东西,使我一头扎进了文学。为了弥补才智的不足,我追求并取得了较为容易的东西,那就是一种荣誉,一种名声。我一直知道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徒劳的,知道“真正的生活是在别的方面”,——如果存在一种生活的话,那么真正的生活也许是在别的方面。我在文学上的成功,从来也没有填补过我的期待,消除过我的失望。成功只是把它们隐藏起来罢了。可是,我是那样地期待着取得被人们称之为徒劳的文学上的成功。如果我取得了,我蔑视它。如果我没有取得,我为之感到痛苦。
人们说我拥有使我能够幸福的一切:一位妻子,她非常忠诚、优雅,她为我的幸福可能会献出她的一生;一个女儿,她比我更有学问、更加聪明;舒适的生活条件。然而,我有着一种强烈的情感的欲望。这种强烈的情感的欲望,爱情的欲望,它当然也是隐藏着对另一个人爱情的欲望的东西。在我的生活中,如果有太阳的话,那么我的妻子和女儿就是阳光。如果一位朋友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也会使我在一些时间里感到精神振作。同样地,如果电话中传来一位青年女子的声音,也会使我产生上面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女子给您打电话,那就说明您还没有老,说明一切都还没有完结。
我无法协调我的想法,无法把我的情感概括出来。在动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经觉得是能够更多地讲一些东西的。然而,一切突然停了下来。如果我没有能把一切都讲出来,那么主要是为了不想使我的亲人们感到痛苦。现在,我是很想把一切都讲出来的。但是许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一种自我审查的习惯,它是那样的强烈,以致我对一些事情只能缄默不语。对所有的事情缄默不语,——或许以后我也是能够做到的,是能够以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方式做到的。
早晨是很难过的。每天早晨总是不想爬起来,我得不断去强制自己。对于这种社会生活,再没有别的要求了。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愿望了吗?要有点优美,如果生活中没有点优美,那是不能接受的。他们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生活着。为了活着,他们在怎样干呢?我是想说,为了死掉,他们在怎样干呢?然而,在我的周围,并没有许多愉快的面孔。但是他们在工作,而我呢,却只是在写作,只是在自寻烦恼。那些工作的人,晚上幸福地回到屋里,幸福地休息去了。但是,我总是在休息,却又从来没有休息。我从早到晚,除了有些时候稍许和缓些以外,一种厌烦始终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为此,我得在白纸上涂来涂去。我也不知道哪一种到底更好些:是写作,还是自我烦恼?
我经历过一些时刻,那时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有时,我到一些人的家里去,人们在谈所有那些我一生都在关心的东西,所有那些我直到昨天都还在关心的东西:绘画、文学、戏剧(但是我对戏剧从来也没有真正感兴趣过),甚至对政治也是如此。但是,这种无动于衷远远不是智者的无动于衷,智者的无动于衷是冷静的。而我呢,我对一切事情、对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无动于衷的,这种无动于衷是忧郁的,是阴暗的。这不是无动于衷,这是一种冰冷的、苦恼的厌烦心情,它比深渊还要深。可是去年,我在动了手术之后,有两个月是过得很幸福的,我觉得活着就是一个奇迹。我觉得不受苦就是一个最高的奖赏,世界是透明的、澄清的。我肯定是度过了一些像人们说的消沉,或者像人们过去说的萎靡的时刻。我记得去年夏天,我曾站在一只船的甲板上,看着以前经常使我觉得赏心悦目的蓝色的大海,但那时在我看来,它只像是一潭泥浆和黑水。
为了排遣这种致命的苦恼,我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应当怎么做。要年轻些,要有情感。总之,使我恼火的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不活下去。
或者,要不然就回到童年的时代。
过去,有一天夜里我做过一个梦,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梦中,我到了机场。我要乘飞机到另一个机场去,它在城市的另外一边。要到那里去,不仅自己没有汽车,而且既没有地铁,也没有出租汽车,我得徒步去。我走过一条条通道和地道,顺着城市边上的沿河公路走着,总是沿着一条河——也许它就是塞纳河吧——和一些铁轨走着。不时,来到一个个十字路口,那里的房子高而阴暗,不过都是些死胡同。要穿过一些工厂,一些类似工厂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很匆忙,一副工作的样子。我得越过一堆堆的大桶,一堆堆奇怪的机器。它们好像是些轮转印刷机。我时而发现一条走廊,它把我引向一扇门,但当我把门打开时,却看到立在我面前的是一堵墙。我折回来,走到了另一些门的前面,不是这些门只通向没有出口的房间,就是我又撞上了另外一堵墙。有一阵子,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我对自己说应该醒醒,不要继续做恶梦了。“人们”对我说:您没有必要醒来,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醒来仍将是那么回事。您现在应当另找一条出路,您无论如何要从头开始。确实,在攀登了一些梯子之后,我来到了一处开阔的地方。我暗自说道: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啊!这些看守者不会让我出去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向出口跑过去。因为我发现了出口,看守者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了。我奔跑着。看守们看着我,他们一动也不动,只是摇晃着胳膊。我出来了。来到了一片田野,一条大路,空间好开阔啊。我听到了有人发出了胜利的呼喊声:“尤奈斯库走上一条宽广的大道了,他走上宽广的大道了。”
我醒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我在清醒的睡意中重新推敲过的我的愿望的表示呢,抑或是某种显示?这几个星期,我就等待着答案。
我陷进了黑暗里。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些微弱的光线。如果我经过大街,如果我看着人们行走,我就觉得他们只是些影子。在我的周围,只是一些游走的幽灵。这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觉得生存是不真实的,乌有不是比生存更为实在吗?我总是期待着优美,多么漫长的期待啊。但也可以说是短暂的,因为我们生下来还没有那么长久嘛。只有优美可以使人觉得、使人确信世界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我倒是觉得,日常的现实是没有实在意义的,是悬吊在虚无之中的,而只有超感觉的现实才有着丰富的内容。
是的,我溜达着,我看着这些景色,我对自己说这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些幻觉,只是些光线的痕迹,只是些随时都会解体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