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1924
弗朗茨·卡夫卡,奥地利现代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等。其中篇小说《变形记》被广泛认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卡夫卡直接影响了他身后的世界文学达一个世纪之久。
旅途札记(节选)
我应该通宵达旦地写下去,我想到了那么多事情,但都是粗糙的。这对我影响多大呀,而在以往,就我记忆所及,打个岔就能避开它,这稍稍一打岔本身就足以使我高兴。
莱兴贝格的一位犹太人,在车厢里简短地感叹道,特别快车只是就收费而论才称得上特别快车。这一声感叹使他自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时,这位骨瘦如柴的旅客正狼吞虎咽火腿、面包和两根香肠。他用刀把香肠的皮刮了又刮,刮到透明为止,最后他把残羹剩饭和纸一古脑扔到座位底下暖气管子后面。他一面吃得那样没有必要地激动和匆忙(这是我虽然赞同,但总是学不会的一种做法),一面看完了两张晚报,报纸就朝着我的方向拿着。他——招风耳朵,鼻子只是在对比时才显得大了些。用油腻腻的手理了理头发,擦了擦脸,居然没有把自己搞脏,这又是一件我学不会的。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聋子,尖嗓子,尖胡子,尖髭。他在嘲笑那位莱兴贝格犹太人,先是默默地嘲笑,不露声色;我同他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也嘲笑起来,带着某种抵触情绪,但也出于某种尊敬的感情。后来我才发现这位读《星期一新闻报》,吃东西,在一个车站买了酒,喝起酒来同我一样一饮而尽的人不过是个无名之辈。
这时,还有一个脸颊红润的年轻人,也花了不少时间读报,他读的是《趣闻报》,然后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掌的侧边把《趣闻报》一页页裁开,最后以一种只有无所事事的人才能表现出来却又总能使我钦佩不已的仔细和认真,把报纸折起来,使报纸里面叠出折线,把外面抚弄平整,好似折叠一块丝绸。然后,把那一大块报纸塞进了胸前口袋里,打算带回家去再看。我不知道他是哪儿下车的。
弗里特兰特的旅馆。很大的前厅。我记得有——也可能根本没有——一尊耶稣受刑的十字架像。也没有盥洗室;暴风雪从下面刮上来。一段时间内我是唯一的客人。附近居民的婚礼多半在这家旅馆举行。依稀记得在一次婚礼后的一个早晨,我向一间房间瞟了一眼。整个前厅和走廊里都很冷。我的房间就在旅馆大门口的上面;我一进去就感到冷,当我了解到了原因,便愈加感到冷了。我房间的前面是前厅的一个小侧厅,那里桌子上的花瓶里插着两束婚礼留下的鲜花。窗子的上上下下不是用插销而是用搭钩关上的。我记得还听见了很短一段音乐。但客房里没有钢琴;也许举行婚礼的房里有。每次关窗时总能看到市场的那一边有一家杂货铺。我的房间是烧木柴取暖的。女服务员长着一张大嘴巴;有一次,虽然很冷,她敞着领子,露出了前颈;有时她十分拘谨,有时又友好得令人吃惊,我总是对她怀着敬意但又感到窘迫,就像我在友好的人们面前常有的那样。她弄火时看到我为了能在下午和晚上工作,端来了一盏更亮一些的灯而感到高兴。“当然了,靠那盏灯工作是不行的。”她说。“这盏灯不够好。”我说。不幸的是,我在感到窘迫时总会发出一种洋洋得意的感叹。这句话是我发出了这种感叹后说的。我想不起别的什么事,只表示电灯光又是刺眼又是惨淡,此后便默默地弄火。只是在我说:“此外,我只把旧灯的灯火捻得大了一些”时,她笑了一下,我们取得了一致。
而在另一方面,像以下这些事情我是可以干得很出色的:我总是待她如待贵妇人,她在言行上也以贵妇人自居。一次我不期而然地回来,看到她正在寒冷的前厅擦地板。不管她会感到什么样的窘困,我只要对她说一声“哈啰”,随便提一个关于取暖方面的要求,便使她感到释然,这种事我做起来毫无困难。
从勒斯皮诺回到弗里特兰特的路上,我旁边坐的是一个像尸体一样僵硬的人,嘴巴张开,垂下来的长髭遮盖着嘴巴。我问他关于一个车站的事,他热情地向我转过身来,有声有色地作了情况介绍。
弗里特兰特的城堡。观看城堡有不同的角度:从平原上、从桥上、从公园里、透过光秃秃的树丛、从树林里透过高高的冷杉树。城堡的一部分建筑在另一部分之上的那种方式使人惊叹不已;人进了院子许久之后,仍然看不见一个完整的外貌,深色的常青藤、深灰色的墙壁,白皑皑的积雪覆盖着蓝灰色的斜坡的冰层,使城堡多彩多姿的特点愈加突出。城堡其实并不建在高原上,而是环绕着一个山顶相当陡峭的斜坡建造的。我沿一条道路上行,一路上老是打滑,而在爬了一段时间之后碰到一位城堡主,他却能一步跨两个阶梯而毫不困难。从突出的外角放眼看去,有广阔的视野。一段倚墙而立的楼梯莫名其妙地只有半截。吊挢的链条在钩子上摇晃,无人过问。
美丽的公园。公园如同梯田一般建在斜坡上,这里那里散布着一丛丛树木,公园的一角延伸得太远,直到下面水池的周围,夏日的景色是无法猜测的。两只天鹅在夹带着冰块的池水里浮游,一只把头和颈都伸进水里。我怀着一种不安、好奇而又犹豫不决的心情跟着两位姑娘走,她们也不安而又好奇地不断回过头来看我。我跟着她们顺着山势跨过小桥,经过草地,从铁路的路堤下面走进一个想不到是由树木葱茏的斜坡和路堤构成的圆形厅堂,然后又向上,来到了一片看不到明显边际的树林。姑娘们开始时走得很慢,到我开始考虑林子有多大时,她们加快了脚步,这时我们都已经到了高原上,清风吹来使人精神一爽,再走几步就到小镇了。
“皇帝面面观”,是弗里特兰特唯一的消遣场所。我并不感到自在,因为室内布置十分高雅,对此我没有思想准备,我穿着白雪覆盖的靴子就走进去了,坐在玻璃陈列柜前,只用靴子尖踮在地毯上。这些地方是怎样布置的,我已忘记了,但有一阵子我感到应该踩着椅子走路。小桌上有一盏灯,一位老人坐在桌子边上读《世界画报》,他总管一切。过了一会,他放幻灯给我看。放一阵之后,来了两位老太太,坐在我的右边,然后又来了一位,坐在我的左边,幻灯中放映的是布雷沙,克里摩纳和维罗纳三个城市。其中的人如同蜡制的娃娃,脚粘在路面上。一些妇女拖着裙裾走过一段低矮的楼梯、把门稍许打开了。一个家庭里的一个男孩,正在读书,一只手摸着前额;另一个男孩正在弯一张弓弦松驰了的弓。英雄铁托·斯培利的全身塑像:衣服在飘动,完全忽略了他的身躯,宽大的短上衣,大沿帽。
画面比在电影里更有生气,因为它给予眼睛以全部现实的宁静。电影则把它无休止的运动传给了画面上的事物;眼睛的宁静似乎更为重要。为什么就不能将电影同幻灯结合起来呢?
在书店的橱窗里,我看到了丢勒学会的《文学顾问》一书。决定买它,但是又改变了主意,然后又回到最初的决定;在这前思后忖中,这一天的全部时间就这样消磨在书店的橱窗前了。在我看来,书店是那样凄惨。书也是那样凄惨。只是在这儿,我才感到弗里特兰特同世界还存在着联系,但只是很脆弱的联系。有一次我还走进去看了一下。弗里特兰特不需要科学书籍。因此这里书架上的小说几乎多于大都市书店里的小说。一位老太太坐在绿色灯罩的电灯下。橱窗里有四五本《艺术保护人》杂志,刚打开包,这使我想起了这是本月的第一天。老太太从橱窗里拿了一本书,把书放到我手里。她感到吃惊的是,我怎么会透过毛玻璃看到了这本书。她在分类帐上查找价格。因为她不知道这本书的价格,丈夫又不在。我说晚上我还会回来的,但是并未守约。
莱兴贝格。
夜晚,人们急匆匆地赶路。区区小镇,这样急匆匆究竟为了什么,真是莫名其妙。如果住在镇外,那末肯定会乘有轨电车,因为距离太远。但如果就住在镇上,距离根本不远。因此也没有理由急匆匆赶路。但人们加大了步子急匆匆地穿过广场,虽然对一个村庄来说这个广场也不算太大,而市政厅却大得出乎意料(市政厅的影子可以遮盖广场而绰绰有余),这就使广场愈加显得小了。
一个警察不知道工人赔偿办公室的地址,另一个警察不知道展览会在哪里举行,第三个警察甚至连约翰内斯胡同的位置都不知道。对此,他们的解释是,他们当警察为时不长。要问路我就是去派出所,那里有许多警察在闲荡,大家却穿着漂亮、崭新和颜色令人吃惊的制服,因为不这样,人们在街上除了黑色的冬季大衣之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街道窄小,只能安放一条路轨。因此去火车站的有轨电车行驶路线不同于从火车站开出的有轨电车。从火车站幵来的电车经过维也纳大街(我住在这条街上的埃希饭店),去火车站的电车经过施图克尔大街。
我到剧院去看过三次戏。其中一出戏叫《海与爱之浪潮》。我坐在二楼楼座里,一个演员演得好过了头,以致在念诺克勒鲁斯的台词中有了太多的嗓音;第一幕结束时,剧中人希洛和黎安德互相盯着,我流了几次眼泪。在第二幕中,森林是人们从古老的精装本书所载照片中看到的那种森林,十分动人,攀援植物从一棵树缠绕到另一棵树上。一切都长了青苔,呈深绿色。从第三幕开始每况愈下,好似后面有追兵一般。
金坚范 陶 洁 译
□读书人语
以《变形记》闻名于世的表现主义巨匠、“荒诞”文学先驱卡夫卡‘这篇《旅途札记》中一反荒诞、象征、变形、寓意等小说创作手法,而以朴实无华的纪实笔调记录了他访问两座古镇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旅途见闻。文中似乎没有什么高濑,没有什么情节,甚至也看不出什么感情。一种淡淡的汉然,一种平铺直叙,但却十分契合于记叙那半个多世纪前的欧洲古镇,那古镇上的风情与人物。一些看似琐屑的细节被作者敏锐的眼捕捉在手,显得那样真切:那位把香肠皮刮得透明的犹太人,那位“三尖”的聋子,那位折报纸像叠丝绸的年轻人,那位大嘴巴的女服务员,那位像尸体一样僵硬却十分热情的乘客平淡中漾出一种兴味,一种内神。此中透露出作者永远抹不去的卑怯怜悯、郁郁寡欢的孤独甚至惶恐。 【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