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里柯克（第1页）

1869—1944

斯蒂芬·巴勒克·里柯克，加拿大著名教授作家。生于英国罕布什尔郡，幼年随家移居加拿大。青年时代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后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长期任加拿大最高学府麦吉尔大学教授，著有长篇小说《游手好闲的阔老漫游理想国》等。

我所见到的牛津

我个人的职业既是大学教授，当然会对英格兰的教育制度发生深刻的兴趣，因此免不了要专程访问牛津，去作一番透彻的观察。我是那天下午四点到达的，住在“主教法冠”旅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才离开。其间所有的时间，除开花了一小时给本科学生作演扣外，都用来对这所伟大的学校进行仔细的迫切的研究。我补充一早在一九〇七年我就访问过牛律，并和L。S。阿墨利上校在万灵学院度过一个星期天，因此不难看出我对牛津的观感是有历时十四年之久的观察作为根据的。

总之，我至少有理由说我对这所英国大学有所了解。作为思维和判断的基础，我的了解应和某些也曾远渡重洋来到我们这里的英国评论家同样可靠，我认识一位有名的英国作家，他早上到达哈佛大学，中午和洛威尔校长共进了午餐，便写了一个专章论美国高等教育的优越性。我还认得另一位先生，他到哈佛跟洛威尔校长共进了午餐，便写了整整一本书大谈美国的谨严治学之风的衰微。还可以我自己的大学为例。我记得R·吉卜林先生来到麦吉尔大学，下午两点半钟便向本科生说你们的学校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他发言的材料是怎么搜集到的呢？据我所知，他整个上午都和安德鲁·马克费尔爵士在校园附近的一间屋子里抽烟。如果我再补充说明：他干脆拒绝了参观我们的古生物博物馆，也没有去看新的水力机械和内政学课堂，他那“伟大的学校”的论断岂不是有点浮光掠影么？为对我的失礼之处略作弥补，我还可以举出米尔纳勋爵的匆促粗率的判断麦吉尔是一所卓越的大学。”还有威尔士亲王在我们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时所作的草率的不够慎重的结论：“麦吉尔有光辉的未来”

在我看来，对我们学校作这一类未经思索的判断是有害的。因此我决心，对牛津发表的一切意见都必须是实地观察和认真研究的结果，要有在“主教法冠”旅馆的实实在在的逗留作为依据。

有了实地经验作为基础，我就有了力量。我打算强调我以下的正面意见：牛津是一所卓越的大学。它过去是伟大的，现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将来也很可能是伟大的。牛津培养出的是地地道道的学者，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牛津的方法陈旧古老。牛津瞧不起科学。牛津的课很糟糕。它有从不上课的教授和从不学习的学生。它没有秩序，没有安排，没有制度。它的课程设置莫名其妙。它没有校长。它没有国家法令来指示它的教学工作，然而——它取得了现有的成就。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牛津给了它的学生某种东西，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思维方法。这种东西我们美洲尽管可以追赶，但无法和它并驾齐驱。

谁若不信，不妨住进“主教法冠”旅馆（一间有护壁板的卧室，花一先令六便士，查理一世时代的建筑），亲自研究一下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学生求学的痛苦条件，牛津的独特成就就更显得惊人了。由于缺少应有的修建费用，学生只好在使用了多少个世纪的古老建筑里用功。布勒斯诺斯学院从一五二五年起就没有更新过。新学院和莫德琳学院的学生仍然住在十六世纪建立起来的老建筑物里。在基督学院人家指给我看了一间厨房，还是一五二七年乌尔济红衣主教捐款修造的。说来好像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别的地方做饭，至今仍然不得不使用着这个厨房。我看见这厨房的那天，四个厨子正忙着烤一条整牛，准备给学生作午餐。在一张长十二尺、宽六尺、厚五尺的木板铺砌成的大桌子上，还有两个厨师在制作一个野味馅饼。我估计那馅饼直径有三尺长。牛津的不幸的学生们吃的饭食马虎粗糙，那烹调技术还是从亨利第八时代传下来的。我情不自禁地把它跟我在芝加哥读大学时住过的别墅林大街那些舒适的小公寓相比较，和多伦多那些学生公寓底层的漂亮小食堂相比较。不过话说回来，亨利第八并没有去过多伦多。

也是因为缺少修建经费，牛律的学生不得不仍然住在十六世纪起就住人的古老公寓里。这类住房的样式，有的叫“四方院”，有的叫“围墙院”，有的就叫“住房”。我国习惯于学生时代的说法，仍然忍不住要叫它“公寓”。在这样的公寓里，三百多年的古旧楼梯己经被学生的脚板磨坏了；窗户格子很小；到处都有古老的名字镌刻在石头上。墙壁上爬满了厚厚的长春藤。圣约翰学院的公寓是一五〇九年修的，基督教堂学院的公寓也建造在同一年。只要花上几十万镑就可以把这些古老的建筑全部推掉，重新修建起整整齐齐的钢架砖结构的建筑，跟纽约的舍涅克塔迪师范学院或蒙特利尔的皮尔街高级中学的建筑一样，然而却做不到。

去年秋季，确实搞了一个运动，想把长春藤从墙上去掉，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长春藤现在又在恢复。光去掉长春藤是无法让牛津漂亮起来的，除非同时去掉石头上的铭文，安装起太平梯，而且实际上要使公寓现代化才行。

然而亨利第八早就死去，什么事也做不成。不过，尽管房屋破旧，缺少太平梯，缺少通风设备和卫生设备，也没有新式的厨房，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相信独具一格的牛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我明白我的说法很极端，必须加以解释。牛津和许多学校比起来（例如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人数要少得多，而且要穷得多。它的学生数目直到咋天为止，比多伦多大学的要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二万六千多学生面前，牛津的人数更显得可笑。以经费论，芝加哥大学的基金三千九百万美元，哥伦比亚大学三千五百万美元，哈佛大学四千三百万美元，跟它们一比，牛津真是望尘莫及。奇怪的是，它不用望洋兴叹，自有独特的办法使每件事情都达到目的。作为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学者，我的最大的兴趣便是调查一下牛津这种奇特的出类拔萃之处的根源何在。

它的根源很难说是课程设置，或者教学大纲。事实上，在习惯于大学课程设置的最优秀的模式（这东西在美国和加拿大正行时）的人眼里，这里的教学计划，坦率地说，是很可笑的。这里的应用科学比我们神学院的还要少；教授如果大白天见到发电机，几乎没有人认识，学生不学化学、物理、热学，不学安水管、铺电线、装煤气和使用焊枪。美国学生谁都会开汽车，拆汽车引擎，往厨房水管上安垫片，修理电铃，炉子出了问题也能发表内行的意见。正是这些本领成了大学生的标志，使他父母心里感到欣慰和骄傲。但是对于上述种种，牛津的学生几乎全是外行。

这已经够糟糕的了。有人还辩解，说那只是机械方面的教育。可是，要在牛津的课程设置中找到高深学问的科目也是枉然。居住在大西洋这一边的人也许奇怪，牛津竟然没有开政治学、推销学、广告学，没有开比较宗教或新闻功能之类的课程。这里没有任何有关人类行为、利他主义、个人主义或野生动物活动之类的课程。显然牛津的学生并不学这些东西。这就使他们和大西洋此岸的我们之间，在许多更广义的文化问题上失去了联系。“你今年学的什么？”有一次我在此间某个闻名的学院里问一个四年级学生。“我打算选推销学和宗教”，他回答。这位青年所受的训练注定了他要成为一个道德上的生意人，要不然就会一事无成。在牛津，不开推销学这门课，宗教课也只不过学学《新约圣经》。越是观察这些东西，就越叫人莫名其妙：牛津居然还能取得成就！

课堂教学在牛津所占的奇怪地位，更形成鲜明的对比。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上课对于培养学生十分必要，大有作用。我多次听见大学毕业生肯定他们从大学课堂所学到的东西跟在体育课、兄弟会、姐妹会和班卓琴曼陀铃俱乐部所学到的一样多。总之，上课成了大学生活的实在部分。在牛津却不然。我知道那儿也上课，甚至还可以记笔记，但是那些课都没有价值，对学生智力的开发没有多大作用。“这里的课真糟糕。”一个加拿大学生这祥告诉我。我问另一个学生是否如此，“糟糕不糟糕我说不清”，他回答说，“不过的确不高明。”还有一些说法是，“这里的课不重要。”“没人听。”“没有用。”“想听也可以去听听。”“没有什么坏处。”

甚至教授们对自己的课也不大热衷。要他们讲就讲；不叫他们讲，也不觉得丢面子。他们休养生息静待某年级学生去求他讲解。在牛津就有这样的教授，脑子休息三十年了。据说这样积累起来的脑力，功能无量。

据我了解，奇迹的关键在那些被称为导师的人。学生是从他们那儿（更确切说是跟他们一起）学到东西的。大家都同意这一点。然而导师之谜究竟在哪里，说来有点奇怪。“我们到他的屋子去，”一个学生说，“他点起烟斗和我们谈话。”“我们坐在他周围，”另一个学生说他只是抽着烟，跟我们一起评改练习。”从这种种例子可归纳出来一点：牛津的导师的工作就是让一群学生坐在一起，然后用烟子熏他们。受过四年系统烟熏的人，便成为成熟的学者。要是有人怀疑，不妨亲自去牛津一游，看看那烟子是怎么熏的。一个叫烟子熏透了的人，口头和笔下的英语都优美漂亮，任何其它的办法都培养不出来。

上面的话好像是在批评牛津的这一类教授。其实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对牛津教授和他们的整个为人，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教授，当代美国的时髦概念和英国的概念之间，的确有天壤之别。但是在往昔，在诸如H·W·朗费罗之类的人还当教授的年代里，我们也有英国式的看法：教授被看作是一种受人尊敬的人，白胡子直挂到肚子上。人家总觉得他在大学里迷迷糊糊地荡来荡去，忘记了周围的世界；你向他点头他也看不见；对于钱他一无所知；对于做生意更是一窍不通。大学里的理事骄傲地称他是一个“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