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比从根源上破坏更为严重,一旦论证得出了“佛本是道”的结果,什么都没有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如今的佛教面临着比“三武灭佛”更令人绝望的后果。
智光已经是六十余岁的老人了,他更不能眼看着自己一生的执着被破坏。他对皇上、对朝廷、对道教如此的咄咄逼人感到愤怒。
愤怒可能会使别人失去理智,但却会使一个高僧异常的冷静。智光仔细的分析了当前的形式,得出了一个结论,现在道教无力发动佛道之辩,因为道教之前的衰退,和现在的急速扩张,经过十余年的沉淀,也凸现出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人才的缺乏,也就是理论人才的缺乏,至少在对佛教发源地印度的攻势上,道教显得有些激进,也就是出于重视,再加上最近十余年来佛教僧侣的隐忍,所以给了道教一个错误的感觉,没有顾忌一些后果,几乎把精英人才全部派遣往印度准备和佛教决战。
而这次的东南亚诸岛的传道,就已经证明了道教对于人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算是佛教一直处于挨打地位,至少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道教根本无力发动佛道置辩。
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道教已经陷入进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忽略了佛家的底蕴,也忽略了源自于苦行僧的坚忍,毕竟在蒙元时的昌盛到大明如今,虽然屡次遭到打压,但依然有自己的根基,也还保留着自己的力量。
这种力量虽然受到打压,但是却没有消失,而道教却由于一时的得意,把主要方向搞错了,至少不应该在现在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印度。
佛教虽然是由印度传入中原,但毕竟是受到过中原改造过的佛教,根本还是在国内。道教不该忽视的,对于这一点,智光看的很明白。但是更明白要翻身就必须找到靠山,这时,皇帝朱标为了稳定北方而让太子驻守北平的政策,让智光看到一线生机。
智光一面吩咐门徒拿着自己书信。分散着前往大明各地寺庙中寻觅志同道合者,给道教一个黔驴技穷的感觉,让道教诸人感到佛教已经在垂死挣扎,没有多大希望了。
一面在自己的信徒中,暗暗流传着一个隐晦的消息,消息的大意就是:智光大师有办法使太子有子嗣,而且十分肯定。
做完这一切后,智光就在法云寺中继续若无其事的诵经念佛,等待着鱼儿上钩。因为他知道,处于彷徨中的太子殿下一旦知道这个消息。无论是真是假,也会尝试的。
景泰二十五年,朱雄英二十八岁。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此时他两个弟弟,朱允炆以二十五岁礼王的身份代天巡狩陕西已经近两年时间。而最小的弟弟朱允熥则已经年满十六岁,实授闽王前往福州,主持航海商务事宜。
一个把持西北军政,和手握重兵的朱棣眉来眼去;一个马上就要把持大明主要的海外航运命脉,天下的商贾都要看闽王的脸色行事。而自己呢?
守着江南人眼中的蛮荒之地,空有一个太子的名衔,在辽东鼓励农耕。发展工业。默默如老黄牛一般辛苦,却眼看着两个弟弟日渐坐大。他从三岁时就不定时的监国,自小就被人看成未来的大明国君,长久的这样下去,一旦受到些许威胁,那在朱雄英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事情了。
所以朱雄英感到很不高兴。就连方孝孺也隐隐嗅出一丝不对来,按照道理,皇上的年纪愈大,也应该愈加开始稳固储君的位置,从皇上之前的理政能力上看。断断不会疏忽这一条,而现在做的却是另一个模样。
这和太祖高皇帝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在立了太子之后,大力封藩,造成了边塞九王的坐大,让景泰皇帝用了近五年的时间才慢慢的理清头绪,难道皇帝也要犯同样的错误吗?
太子执掌东宫已经二十多年,一向没有什么过错,为什么皇上还要让礼王和闽王的势力逐渐扩展呢?这不是要给太子以后登基留下隐患吗?不但这样,而且会造成三兄弟的不合,如此下去,皇上一旦仙去,势必会造成祸起萧墙之势,皇上这是何苦呢。
去年,也就是景泰二十四年,方孝孺的母亲过了八十七岁大寿。不顾年迈的方老夫人需要照料,方孝孺让儿子方中宪写信把两个儿子方中愈、方中仁叫到北平,那时他已经感觉到有些危机了。
加之常想到储君前途的迷雾重重,特别是今年的闽王南下,使他内心时时难于平静。方孝孺是个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人,时值用人之际,怎会甘于让儿子们成天沉浸在琐屑的事务圈里?
他距离京师太远,加上消息不畅,已经远离了权力中心,再加上皇上刻意的安排,方孝孺根本进不去。进表也好,上疏也罢,不但皇上根本没有回应,就是是到了内阁手中,也是没有一点消息。
天被遮住了,他为国忧,心急如焚。可急又有什么用呢?想来想去,他只能耐心地等待时机了。方中愈、方中仁的来到,让他了解到江南的一些真实情况,才知道,远远要比他想象中的糟糕。
人是善忘的,方孝孺想。
在京师,二皇子有黄金华主持的《大明周报》为其造势,而三皇子朱允熥有沟通天下的商贾为其传颂,但是太子的影响力却日渐薄弱。长久的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造成了皇太子可能只是在辽东有一定的影响力,那和一方藩王有什么区别。
北平方孝孺府中,就安在北平城内僻静处。这里虽无亭台楼阁,却环境优美。在一片苍绿之中,并无秋之落木飘零的感觉。但变换的政治,常让方孝孺心境难以平静。好在家中还养有三几歌伎,弄弄丝弦,听听俚歌,倒也能消闲解愁。
太子尴尬的同时,整个年节中,方孝孺也郁郁寡欢,成天和几个门下卢原质、郑公智、林嘉猷、胡子昭等聚在一起,慷慨激昂地议论国家大事,商讨东宫大计。这几个人不但是他的门下,而且除了胡子昭之外,都是方孝孺的同乡,皆宁海人,时值壮年,有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感情。说到悲愤时,一个个拍桌打椅的;说到激昂处,则一齐引吭高歌。
这么高谈阔论了几天之后,在一次聚会中,始终默然不语的方孝孺突然提出:
“各位,几天以来,我们都倾泄了心头的块磊,救我大儒,我等之愿;护佑东宫,我等之志;慷慨激昂,何其壮哉!然高谈虽可扬志,却难以务实。如纯然高谈,则可误国矣!以本人之见,今日无妨议议,我等究竟以何计恢复太子声望;以何能救我大儒;以何力抗击永嘉之人的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