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330 诱因下（第2页）

待到将顾匡、周官、曹贵三人提到后堂，还未施展出什么天子威严。心里承受能力本来就不强的周官，看到事情不妙。皇上居然也知晓此事，于是就来个竹筒倒豆子，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个清楚明白。

在朱元璋盘问人犯的时间，大家就需要恶补了一下所谓的“互相知丁”。因为这个名词在这个案子中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是知丁法的威慑，想来这几个人也不会傻到前来自首的地步，由此可见其的关键。

朱元璋按照古圣贤的分类，老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在圣人们的教导下，老百姓谨守这四业，所以天下太平康乐。因为朱元璋认为，不在“四业”范围之内的谋生者，没有不违法犯罪的。

“知丁法”起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也就是那些游手好闲所谓的“逸夫”，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社会的毒瘤。

“知丁法”推广开来之后，百姓们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里甲再把情况向县衙报告，如此向上一级级地备案，那些“逸夫”就无处遁形了。

知丁法规定，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抓，任凭这些“逸夫”游荡在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话，“逸夫”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

对于不同职业的百姓，还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你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引”，每rì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必须让邻居知晓。

如果你是工匠，出远门做工，则必须在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则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

经商者，本钱有多有少，货物有轻有重，所行有远有近，走水还是走陆，这些都要详细注明在“引”当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一旦对方借经商之名，在外胡作非为，邻里就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甚至如果商人们的引虽未过期，但身边却未带任何货物，里甲村店必须将其当作“逸夫”、“游食者”捉拿送官，重则杀身。轻则流放边疆。若里甲店主不抓，而被其他人抓住。与“逸夫”同罪！

这些细节规定，让人听到后顿时肯定会觉得毛骨悚然。朱元璋对老百姓们rì常生活的细节xìng干涉，几乎已经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种做法，曾经在另一个时空几百年后的苏联盛行过一段时间，而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华大地上也有过类似的行为，甚至很久一段时间之内，在某个半岛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

但是老朱此举，可谓眼光超前的很。很显然，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想法，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不过这个社会极其缺乏活力，因为百姓们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职业当中。

这也许是儒家治国理念的一贯原则，就是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安定，而对当时的生产力落后，对于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朱元璋慢慢的听完这个案子的经过。没有做出任何判决，只是让通政使吴公达自行裁决，按照大明律办案就是，然后就出了通政司。摆驾回宫了。

一个时辰之后的御书房依然一片寂静，看到太子朱标听完整个案情之后的疑惑，朱元璋说：“那几个刁民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jiān诈了。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朕真的想命令将其全部枭首示众！但是仔细想想。难道真的是朕做错了什么吗？”

很意外会是这样的结果，太子朱标对于老朱的做事方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这几个人能逃得xìng命，那才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什么时间，父皇变得如此好说话，如此多愁善感了呢？朱标有些想不明白。

默默地走到朱元璋的面前，跪下行个礼，然后说道：“父皇请息怒，儿臣觉得，此事是他们咎由自取，万千大明子民还是遵纪守法，听从父皇诏令的。”

“不！”朱元璋否定道：“也许是朕错了，可是朕真的想不透，为什么朕给这些刁民天大的权利，他们偏偏要用在旁门左道上呢？”

“如果真的是朕错了，但是朕该怎么做，才能算是对呢？”朱元璋喃喃自语，太子朱标心里恻然，不敢回应，仔细问问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对于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无解的。也可以说是不用去理解的，只是一个片面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父皇看的如此严重呢？

按说朱元璋以一介农夫，出身草莽，能做到这样的地步已经是不错了，关于治国之道，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饱学之士提出见解，一直到了几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依然是一个未知之数，更何况落后了六百年的洪武大明呢？

满心希望种下的西瓜，却没有想到收获的却是一颗畸形的豆子。卡在朱元璋的脖颈，使他不吐不快。原来，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接下来，朱元璋又为太子朱标讲述了几个看似啼笑皆非，但又无可奈何的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金方“响应”皇帝的号召，把潘俊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

乌程县百姓余仁，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但金方和余仁的运气不太好，他们的伎俩被通政司的人识破了，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遇到有什么事情要差遣百姓，只允许拿衙役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百姓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故意下乡扰民，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

然而就因为这一条，太康县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还有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衙役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押解到京城。

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信任穷苦的百姓，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为了打击官吏们的贪婪，却滋长了顽民刁民的气焰；如果一味打击顽民刁民，又为官吏们的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沈显等四人的案件，又触动了老朱的心事，在那里絮絮叨叨的为太子朱标讲解着自己心里的不愉，朱标才发现，从神坛上跌下的父皇，此时变的如同乡下歉收的老农一样，不断的诉说自己辛苦的付出却得到了不应该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