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又或许是因为服食五石散的缘故,拓跋珪的性格变得异常残暴,可他也清晰地意识到,他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叔本华同志曾经曰过,“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为了用有限的时间去抗衡无限的时间而采取了繁殖这一手段,让自己的生命时间得以延续。这是人类繁殖的本能。”
理所当然的,拓跋珪也像姚兴一样,开始考虑继承人的问题。
不同的是,姚兴天性善良,这些年还信起了佛教。
鸠摩罗什是龟兹国的大德僧人,他曾去过印度学习大乘佛法,苻坚想让大乘佛法的光芒普照前秦了,所以才派遣吕光率兵前往请他回来的。
吕光率十万大军前往西域,征服龟兹国之后,这才将鸠摩罗什带回了中原,但他走到凉州时,却听说苻坚已被杀死。
吕光遂留在凉州,建立后凉。
后凉被灭后秦所灭,姚兴也理所当然地把鸠摩罗什迎到了长安。
鸠摩罗什到了长安之后,初住草堂寺,收纳僧徒三千人,姚兴待他以国师之礼,尊崇备至,常亲率群臣及僧众听他讲经。
姚兴除为鸠摩罗什开辟译经场外,还选名僧僧略、僧迁等八百余人为其助译,他不但为后者译经提供种种方便,有时还亲自参与翻译。
在中国佛教史上,鸠摩罗什译经是件大事,龙树中观宗大乘学说的主要经典就是由他最终译完;他还对小乘成实宗经典的翻译,作出了大量贡献。
鸠摩罗什译经的态度比较严肃,力求译文典雅而又不失原意,从这个意义说,他的译经活动不但有利于佛教的传播,而且奠定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基础。
在姚兴的提倡和鼓下,后秦举国上下崇信佛教,一时寺院佛塔林立,仅长安一地的僧人就有五千多人,各地事佛的人达到十室而九的地步。
与早年相比,姚兴晚年的性子多少有些婆婆妈妈,这从他数次宽达处理篡位的儿子姚弼一事中,就已暴露无遗。
相比于姚兴的温情,拓跋珪在君位传承问题上,采取的却是一种残无人道的手段。
母以子贵,诸皇妃以生儿子为荣,母亲为儿子能继承皇位,对老皇帝争宠献媚,费尽心机,一旦儿子立为太子登上帝位,母亲便被尊为太后,享齐人之福,荣耀无边。
这种情况在北魏宫廷是不存在的,因为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立下的规矩是,“立太子先杀其母。”
这种制度的滥觞,实则是五百年前的汉武帝发明的。
钩弋夫人生子名弗陵,号钩弋子,汉武帝视为掌上明珠,常对人夸耀,“弗陵类我”,遂萌废立太子之意。
征和二年,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身亡,汉武帝遂带钩弋夫人移居甘泉官,召画工画周公哺周成王图,向群臣表明了要立弗陵为太子的意图。
因为担心“主少母壮”重蹈吕后覆辙,汉武帝便以“屡践圣意”为由,将钩弋
夫人囚禁于云阳宫;钩弋夫人忧困而死,汉武帝深感内疚,在甘泉宫前建“通灵台”以表怀念。
刘家人对自己的女人不好,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
刘邦在逃跑时将妻子吕雉踹下战车,刘备几次三番地扔下妻子自己活命,刘安更是为了讨好刘备而杀妻
抛开人道主义的立场,汉武帝刘彻发明的“立子杀妻,子贵母死”的办法,对防范后宫专政,还是极为有效的,但有汉一代,能够实施这个办法的也仅有汉武帝一人而已。
倒是五百年后的拓跋珪,将其发扬光大了,以至于《魏书》中如是记载,“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
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儿子的富贵,就算是再伟大的母爱,也都不能容忍的!
拓跋珪立长子齐王拓跋嗣为太子,同时将太子之母,也就是与拓跋珪一起患难与共的妻子独孤刘氏赐死,并解释说,“这是效仿汉武帝防止母后专权,为国家作的长久之计。”
北魏皇朝这条制度并非拓跋珪首创,但他却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第一人,其实早在拓跋部从林地走向草原时,杀妻便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当初,大鲜卑山下来的拓跋部很弱小,历代可汗都通过与草原其他部落通婚来壮大自己;为了不被比自己强大的联姻部落吞并,他们总是先联姻,后发动战争,可汗们的妻子也就成了牺牲品。
拓跋珪本人便是凭借母族贺兰部复国成功的,他的敌人如独孤刘氏诸部、贺兰贺氏诸部、慕容燕国,无一例外不是与拓跋部联姻的部族。
不同于汉武帝的假想,外家部族对北魏皇朝的威胁实实在在,而且皇帝无私事、无父母,有的只是江山,有的只是社稷。
这便是拓跋珪确立“子贵母死”制度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