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上川是军中少有的,有治世潜力的人才,在治国方面比雷朝圣悟性高很多。
朱由榔觉得对真正的大才,不仅要用恩赏笼络,用利益捆绑,还得让他们认同自己的理念,共同追寻同一个目标。
他泡上一壶普洱茶,决定深谈下去:
“朕刚登基时,也以为这些士绅是左膀右臂,颇为倚重。可看到李忠良送来的账目抄本,才知道他们给清廷缴纳的税赋,比当初给朕缴纳的要多得多。为何?
难道他们忽然间变得更爱国了吗?只因清廷给他们的选择,不是多交或少交,而是多交或屠刀啊。”
陈上川无言以对,知道这话千真万确。士绅大户千方百计逃避税赋,是百年顽疾。没有雷霆手段,根本无法从他们手里收到钱。
大明有功名就能优免役税,这个传承三百年的制度漏洞特别大。
太祖当初定下规矩,读书人只要有功名就有优免杂役的特权。从举人开始优免额度剧增,官做得越大,优免幅度越大。
他的本意是读书人已经在做官,就不需要干诸如抬轿、修路、打更这种杂活了。比如。一个京官,确实无法回家乡抬轿子。
后来徭役杂役均摊到田亩上,可以用均徭银来代替,杂役实际上成为田亩附加税。官绅本身不需要服杂役,所以也不用缴相关的税银,他们的田地只需要缴纳正税即可。
偏偏大明正税定得特别低,徭役杂役又特别重,地方官府又拥有肆意分配徭役杂役的权力。
只要小小的一个胥吏,就可以连续几年给同一户人家分配最差的杂役,比如说长距离运粮这种亏到姥姥家的力役。
小户人家没有足够家财交钱免役,只能硬着头皮去干这种没有工钱,自备干粮,不小心损失货物,还要赔钱的活。几年下来小康之家就会被榨干弄垮。
大量自耕农为避免被县官胥吏逼得破家,只好把田地“投献”给有功名的人,找一个保护伞。情愿做一个雇农,也不敢再拥有土地。
这样一个个税赋黑洞就产生了。
有功名的人占据大量土地,却只缴纳极少的正税。原有的徭役又被分派给其他没来得及投献的小自耕农,让他们的负担越来越重。
而一个读书人只要能考上个举人,不管之前有多穷,立即摇身一变,成为地主阶级。无数乡里争着把自家田地献给他,以逃避地方官和胥吏们的压迫。
最后,士绅们利用权势财势,连正税都不缴,能拖就拖,能欠就欠。直至把大明的财政全部榨干,枯竭到连皇帝都买不起新衣服的地步。
“这个漏洞太可怕了,所有士人都认为这个特权理所应当。就算最德行高尚,最忧国忧民的士绅,也只不过用捐款的名义慷慨解囊,从没想过放弃免税特权,”
朱由榔脸上露出深深的无奈,叹道:“因为律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他们觉得自己从国法上,从道德上都无可指摘。”
陈上川一腔热血报国,最远也只想到怎么争取士绅支持,从未想过在分配制度这种国家根基上改变,顿时陷入了沉思。
良久,他才开口问道:“陛下,士人优免田赋的特权已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观念根深蒂固,很难改变啊!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弃的。”
“如今正是变革的好机会。”
朱由榔笑了起来,觉得事情变得有点滑稽,自己被清军打得只剩云南一角,却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真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哲人诚不我欺。
“现在全国士绅几乎全部成了清廷的走狗,成了反贼。他们害怕朕向他们清算罪责,所以惶恐难安。他们有可能因此成为清廷的忠实拥护者,成为抵抗我军北伐的急先锋。
为了开拓财源,为了团结大多数人,为了打败鞑子,朕不得不妥协。但妥协不是免费的,代价就是他们要放弃免税特权。他们可以选择放弃免税特权,和朕换取叛国之罪的赦免。”
陈上川张大了嘴巴,原来事情还可以这么理解。之前他一直觉得勒索这些大户的家财,有趁火打劫的嫌疑,还是想得不够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