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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尽管如此,回到南京的吴保生,俨然一个出过洋,见过世面,与周遭市井不尽相同的人了。他的视野更开阔、思路也更通达,这与后来从事汽车运输、开汽车修理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他会讲一些国外的见闻,教妻子做土司,把面包裹上鸡蛋,放在油里煎。他学会了几句洋文,给自己第一个儿子,起了个“卡尔”(即“car”,英语轿车之意)的小名。当吴建民出生以后,他的哥哥升格为“大卡”,他被叫作“二卡”。

吴建民说他父亲工作起来,是那种把全部聪明和勤奋都投入其中的人,在业务上应该是无可挑剔的。在他的记忆里,就没有父亲满脸愁云密布的印象。再大的难也挡不住他正常地吃饭、睡觉,罩不住他的乐天而无忧的性情。

父亲的嗜好是抽点烟,喝点酒。酒九同音,三六得九,所以南京人对酒有个别称叫“三六子”,南京话讲出来就成了“伞漏子”。那时候老百姓喝得起的好一点的白酒,是“赤豆烧”、“绿豆烧”、“五加皮”之类,一次买不起整瓶的,通常是零打,南京人叫“零拷”。父亲在外忙碌得心情舒畅,回得家来一高兴,就会叫道:“去,拷点咯伞漏子来喝。”

给父亲拷酒的任务通常是由吴建民完成的。他那时年纪虽小,却继承了父亲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心和尝试的欲望:那无色的液体究竟有什么好喝呢?怎么那无色的液体被大人们一喝,就那样兴奋起来呢?在一次拷酒回家的半路上,他勇敢地尝了一小口。又辣又呛的液体流入口中,使他对大人的嗜酒更加不解。

如果说父亲有什么突出的缺点,那就是生性过于耿直,又沾染了点地中海民族的直言不讳,有时嘴巴不饶人,说的话让人感觉不甚中听。

这往往于无意识中惹出些人际间的罅隙纠葛,每逢这种情况发生,总要劳烦善良且有些调解能力的母亲出面来敉平事端。

吴建民的母亲姚世凤,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她的父亲靠在码头上打工养家糊口,母亲则一直病恙缠身,40 多岁便撒手人寰。生长在这样一个穷苦家庭,自然不可能有读书的机会。但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姚世凤,却很通情达理,她并不十分善于言辞,却不知从何秉承了将混沌事物条分缕析清爽的才具,什么难解之事经母亲一说,便不再有争议。

这自然也跟她比较乐于助人,与邻里相处融洽人缘好不无关系。

母亲是无论如何不曾料到,她在不经意间给孩子做了最朴素的外交启蒙,她以自己的一再实践反复向孩子昭示着这样的事实:讲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平息事端;平日积淀的良好关系,会在解决突发争议时受益匪浅。

正是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吴建民说他在幼小的时候就敬佩母亲,在心里觉得母亲有威信。细想来,感悟的天资应该是来自童子时代的潜移默化,只是到了长大成人后,才能于细微之中归纳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来。

逃亡,很快就从游移付诸行动那真是一次地狱般的水上航程日军空袭前,总能截获一批自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密码之父”美国人赫伯特·C。 雅德利被请到了重庆只要再偏一点,瓦片就将砸在婴儿吴建民头上父亲的心咯噔一下:“完了,我的家人完了!”

如果说吴建民的出生,就国际背景而言,不乏外交史上颇为有声色的片段的话,当时国内的情景对他来说,却是一连串几乎要了他的命的灾厄。这一切,他都是从母亲的追溯中得知的。

1937 年冬季的丝丝寒意,是与一场巨大灾难将要降临的恐慌,几乎在同一时间遮罩在南京城头的。后来呈现的事态,证实了那场灾难果然是惨绝人寰,闻之比严冬更让人不寒而栗。

那一年,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挑战最严峻的一年。7月,古都北平和北方最发达的港口城市天津相继陷落。11 月12 日,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上海也沦入日军之手。战火和硝烟夹裹着“三个月灭亡中国”

摇篮曲(6)

的叫嚣,一天天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弥漫。

虽然,拥有国民党军中最高军衔的唐生智,信誓旦旦要与南京共存亡,并被临危授命为南京城防司令,但在北平、天津、上海相继弃守之后,南京的民众对国民党军能否御敌于都城之外,深怀疑虑。逃亡,很快就从游移付诸行动,而后来的事态也证实,做出这种抉择的人们是幸运的。萨特说人生就是不断的抉择,抉择决定人的命运,看来有道理。

随着日军的逼近,逃亡的人流有如潮水,那争先恐后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了吴建民母亲的脑海。她是这样对吴建民讲述当时的场景的:码头上挤满了充满惊恐的逃难者,眼巴巴地看着长江里面有一艘船来了,当人群拥上船后,负重的船又缓缓慢慢驶出。船的甲板上到处都是坐着的人,到处都挤得满满的,连移动一下都异常困难。长时间没有吃的,要喝水只有用绳子系住缸子,从江里把水吊上来。

那真是一次地狱般的水上航程,但他们毕竟活着来到了远离战火的后方。就在他们一家到达重庆不久,攻破南京城的日军,就在南京制造了现代人类历史上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30 万人惨遭屠戮。据有关方面统计,当时未能逃离南京的民众约40 余万,几乎等于每4个人中就有3 个死于屠杀。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如果不是尚凑得出盘缠,踏上了流亡之旅,吴家能否存活下来,就真不敢推想了。

吴家逃过了一劫。在重庆市区西四街一带落下脚,父亲吴保生谋到了个开邮政车的差事。开邮政车经常要跑长途,一早就出去,很晚才能回到家。尽管如此,这在抗战期间的陪都已经是份让人艳羡的美差了。

1939 年4 月,吴建民出生了。一个五口之家,都由父亲一个人挣钱养活,生活便感到有些拮据。但这并不算什么,看看周遭,生活比他们困顿的人家比比皆是。

虽说重庆有重山叠水和浓雾的屏障,但在此降生的吴建民并不意味着避开了死神的威胁。在他出世之前,重庆已三度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好在这三次轰炸的规模不算太大,民众死伤总计300 人左右。

但让国民党军方极为不安的是,每在日军空袭之前,总能截获一批自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这说明这些密电与日军的轰炸有着密切的关联,重庆城中潜藏着日伪的谍报人员。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密电组,花了很大的力量和时间,却始终无法破解密码的内容。万般无奈之下,国民党军方通过驻华盛顿使馆副武官肖勃,用重金将有“密码之父”称誉的“美国黑室”创建人赫伯特·C。雅德利,请到了重庆。

雅德利凭借他的天赋和丰富经验,破解了密码。他发现每封密电的内容,都是轰炸重庆所必须的资料和数据,因此每当有频繁密码电报出现,其后必有空袭行动。密电虽已破译,但并没能马上查出暗藏在重庆的发报人。

就在吴建民满月后不久的5 月2 日,国民党军方再次截获了多份从重庆发出的密码电报。显然,这预示尔后将有日军的空袭,军方随即部署了防空警备。

5 月3 日是个不多的日朗云疏的天气,45 架日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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