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9部分（第2页）

放开喉咙（2）

不管是器乐还是声乐，都要有一个空间，才能引起声音的共鸣。市场经济与政府的行政管理同样要有一个可以让投资者或消费者有选择的空间，但问题是，

一刀切的政策让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只能按一个标准、一种方法、一个定式运行。在一个人均GDP水平相差数倍的情况下，按一个发展模式调控，等于是让全国人民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看同一本书、说同一种话、塑造同一种人。没有了空间就没有了差别和选择权，于是也就干巴巴地失去了共鸣，在这硬碰硬的摩擦之中，所能产生的大概就只剩下噪音了。

为什么这么多部委联合出台的政策会与市场中的反映有这样大的差距呢？这大概也与“放开喉咙”有关。

各部委之间管理机构是站在同一个管理系统内部的角度上从上向下看问题的，因此这个管理系统内部的信息是用“骨头”来传导的。

这些部委也许并不知道，“骨导”会让自以为是“啊”的发音在“气导”中不等于也是“啊”，于是“啊”就成了“欧”。因此政策与实际产生了距离，形成了既不同音也不同步的结果。虽然主观上想唱出“啊”的音调，实际中却变成了铁与铁摩擦、碰撞的各种杂音。

检验政策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出发点，而在于实际的效果，在于市场听到的声音。

市场是通过“气导”来理解中央或部委的精神的，是靠竞争生存的，但却无法用“骨导”的方式来体会政策的含义。于是聪明人听到的是“欧”的声音，明白人猜的可能是“啊”，更聪明的人则把这种声音理解为想当什么声音就当什么声音，他们“马照跑、舞照跳”地做着正当生意，发着政策的财。然而那些并不了解“音律”的民众怎么办呢？只能在政策声音的变来变去中无所适从，不知道是该买还是该卖。大多数人则在无奈地等待房价的下跌中被活活地“气倒”，只能躺在旧房中骂娘了。

老师并没有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歌，也许所有人都熟知其旋律了，记不住的可能是歌词，唱不好的原因可能在于技巧。但当公司的员工明白了“放开喉咙”的道理之后，第一次站在一起合唱时歌声就像经过多次训练一样，不但节拍整齐、歌声嘹亮，并且像行云流水一样，在美好的感觉中自然地顺口淌出，居然没有任何障碍。

第二遍演唱时，老师只是告诉了大家男女分部的段落和女声的领唱部分，竟然也没有出现发声错误，得到了老师的夸奖。看来唱歌不是在道理与技术上有多么的复杂，而是要放平心态、放开喉咙，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打开心灵的窗户，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在歌声之中，这就是最好的歌唱。

虽然“华远成长小学”的培训只有短短一天的时间，但带给公司员工的绝不仅仅是回忆了童年，不仅仅是学了一首歌、刻了一个章、学习了一段历史和听了一段孔子，更不仅仅是在团队分组的体育竞赛中拿到了名次，印在人们心中的，恰恰是那些从老师的教诲中举一反三而重新认识世界与市场的收获。

“放开喉咙”给我带来的体会，也许会让许多人都有同感！

不管是今天的世界，还是明天的世界，就像“风吹不散誓言，雨打不湿浪花”一样，总会有一些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那就是自然形成的规律。

（2007年5月11日）

精神力量（1）

为了不忘记那段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许多亲历过残酷的抗日战争、继而又为创造一个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有的国家与政权而奋斗的老同志与他们的子女，时常举行一些以历史战斗序列组成的纪念活动，以缅怀那些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奉献出自己一切的故者。

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是在中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的战斗序列之一，我的父母有幸在这支英雄的部队中参战。

我的父母至今仍然健在，成了这一群人中最幸运的人，他们不但见证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也仍在为从那时就树立的理想而奋斗。

其实父母很少向我们讲述那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更多的信息反而是来自于与我父母共同战斗过的前辈或儿女的接触之中。但重要的不是他们过去曾做过什么，而是他们传给我们一种为追求民众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奋斗的牺牲精神。

尽管父母早已退出了领导与工作岗位，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终止曾为之奋斗过的理想。他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与本色，以身体力行及不倦的教诲影响与约束着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寄希望于后人能完成他们毕生未完的事业——实现共产主义。

儿时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都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对于从小学一年级就住校的孩子来说，周日能回家与父母和兄妹们团聚是件重大的事情。同学们回家就像过年一样，也许会有零食吃，会有和兄妹们度过的欢乐，偶尔还会与父母去公园，但我却时常只能孤单地留校。工作与出差让父母无法照顾家庭、照顾子女，他们从来都不会在工作与生活的选择面前有丝毫的迟疑。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包括附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切。

小学三年级时，我就不得不扛着妹妹的行李包乘公共汽车带着妹妹去上学了。这种住校的生活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极强的独立能力，可以并敢于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一切。

“文革”时，父母并没有因为曾经战功累累而免于冲击，他们也没有因为“造反有理”而放弃原则。他们可以无怨地服从组织的决定而下干校、种稻田，可以无私地放弃对家庭与子女的关怀。

当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他们根本不与子女打招呼，就主动办理了各种下乡的手续与户口的迁移，并默默地为我们整理外出的行装，就像当年无数个革命家庭的父母高高兴兴地送未成年的子女穿上军装、扛起枪杆、担负起解放祖国的责任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溶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那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初中尚未毕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父母的这种做法，但信任与理解却已在我们并不成熟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全家六口人连续多年分别生活于五个不同的地方，近十年的时间都很难见面，全家人很难团团圆圆地过上个春节。

当那些早已转业进入地方工作的战友们无法照顾与关注家庭和子女时，是一群从未谋面的父辈利用他们在军队继续执政的权力，将我们这些流落于全国山区的娃娃们集合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熔炉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这一批人今天已成为中国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恰恰是在艰苦岁月中建立的生死之交，使他们对战友有着充分的信任，他们可以在国家处于危难的时期，用坚定的革命信念保护着未来的发展力量。

当父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之后，我从未听到过他们对“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平遭遇有任何的抱怨，只看到他们已经满头白发却仍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日以继夜的工作之中。干校的生活给他们的身体留下了不亚于战争的摧残，但却没有对他们的意志有丝毫的打击，他们仍然保持着年轻的心态，继续为祖国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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