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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会议间隙的晚上，他叩开了一位地产领袖人物的房门。一杯浓茶入口，思想开始飞扬。大腕终究是大腕，谈论什么都能高屋建瓴、纵览全局：“温州购房团是温州经济和温州人富有活力的最新表现，必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要说温州购房团的整体构架和未来走势，我认为将会呈现出梯度清晰的多级化市场，一级市场是……”刘建生自始至终都听得极认真，唯恐遗漏了一个字。辞别这位领袖人物后，他又将关于温州购房团全国多级化市场划分的新鲜理论一一求教于到会的其他几位地产大佬。“炒房路线图”终于日渐清晰完善起来。

这一“思想者的结晶”堪称刘建生参加本次年会的最大收获。带着这一收获，刘建生回到温州。依然是一波波前来温州试图发掘“猛料”的媒体记者，接待、介绍、交流，刘建生乐此不疲。以他为资讯中心圆点，经由媒体传播，“炒房路线图”一说就如同池塘中的涟漪快速地扩散，并最终衍变成“温州人民的又一伟大创举”。

分析至此，如果我们就此认定“炒房路线图”与温州炒房者毫无关联显然会过于武断。他们没有这么去规划宏图，不等于他们不会这么去做。

支撑“炒房路线图”的还有一个民间流传的所谓温州炒房团“37。5℃”理论。其大意是，37℃是一个人的正常体温，37。5℃则表明人开始出现低烧。而温州炒房团往往是在某个城市房价出现37。5℃低烧的最佳时机切入，并手持大量房源等待房价的不断高烧升温。到了39℃任何人都烧得快不行了，房价也将会到达危险的拐点，此时，温州炒房者必然及时脱手抽身，转而寻找另一个37。5℃方兴未艾的城市。如此循环往复，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房产市场梯度推进也就顺理成章。有人进而算了这样一笔账：以一位温州炒房者持有100万元炒房资本计，当上一级房产市场房价已涨到一定高点，100万元只能炒一套房子，而且房价进一步上涨空间不大；如果他及时转向房价较低的下一级市场，同样100万元就可以炒几套房子，房价上涨空间也更大，投入产出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可以确定的是，炒一套房还是同时炒几套房并无差别，在一定的资本量情况下，促使炒房者转移市场的关键仍是房价涨跌的幅度。而导致房价涨跌的关键是一个城市房产市场的基本供求关系。所谓“供”，离不开土地的有效供给，而越是沿海发达城市———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城市———土地供给就越捉襟见肘。有资料说，浙江的许多城市2003年时已用完了2010年的土地指标，省会杭州甚至已深陷无地可征的窘境。所谓“求”，即房产购买需求。它受两方面的拉动：一是现有城市人口的购买力大小，二是城市人口的流入膨胀快慢。

很显然，越是沿海发达城市，现有城市人口的购买力越大，城市人口的流入膨胀越快。最终的答案是，越是处于上一级房产市场的城市，房产供求关系只能是越紧张，由此必然带来房价的更快上涨，其幅度的大小与房价的起点高低并无直接关联。

温州炒房者眼中的黄金屋上海正是凸显这一规律的典型样本。

1998年，上海开始步入本轮房地产上升周期，在高起点上，房价一路走高。2004年3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市场景气状况报告》显示，2003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2379元，同比增长3。8％。而上海市商品房平均价格达到每平方米5118元，首次超过北京成为全国房价最贵的省市。此外，上海还以24。2％———全国平均增幅的6倍———的增长速度成为全国房价增长最快的地方。同年7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再次发布调查报告，2004年二季度，全国35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4％，上海又以21。4％的涨幅继续一骑绝尘。

早在2003年底，不少人士就信誓旦旦地分析称上海房价的上涨空间已经十分有限，房产泡沫隐现。温州炒房客开始大面积撤离上海滩（关于这一事件在第三章将会详尽描述）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传闻也甚嚣尘上，一时难辨真假，但随后的事实使之很快不攻自破。

虽然万元房已不再是新闻，甚至屡屡惊爆所谓的“天价楼”、“宇宙价”，然而无可争辩的中国经济最强劲“发动机”的优质概念、当仁不让的长三角都市圈的龙头地位、极具购买力的境内外成功人士的疯狂涌入等长期利好趋势，都为上海房价再创新高给出了清晰注脚。人的39℃高烧的比喻固然形象，但显然忽略了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本质差别：只要具备适当的外部条件，一座城市的经济增长并无既定的“拐点”，完全可能出现持续升温。同样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还透露，2004年二季度，全国35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同比平均上涨11。5％，上海涨幅达24。8％，高居前三甲。面对这些注定会使今后房产走势继续坚挺的数据，上海官员一再谦逊地表示，在未来几年，将努力把本地楼价涨幅“控制”在10％之内。

除了房价涨幅的致命诱惑外，炒房者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还有，外来人口总量的相对不足，会导致越是低端城市二手房市场就越是相对委靡，缺乏充足的接盘能量，自己手中的房子如何变现将会麻烦不小，不小心成为“房东”终究是件很不爽的事儿。

这一切，精明的温州炒家再清楚不过了。当然，由于中国房产市场是如此庞大、混杂，部分温州炒房者必然四处寻找商机，这也符合温州人已有的商业秉性。但是，他们按照所谓的“炒房路线图”大规模、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梯度市场转移是不合逻辑的。至少，在我们已知的2003—2004年，这样的故事并未发生。

“炒房还是炒铺”之别

温州人炒房究竟炒了些什么？到目前为止，几乎极少有人认真地厘清过这个问题。尘土飞扬间，混沌不清反倒是极自然的事。

“炒房”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炒房”至少包括普通住宅、高档别墅、产权式酒店、写字楼以及商铺。狭义的“炒房”一般仅指住宅（含别墅）。在本章节的论述中，与“炒商铺”概念相对应的“炒房”指的显然是“炒住宅”。

从我们所获知的多个城市的官方统计资料看，可以肯定的是，商铺是温州人炒房的最爱，在整个炒房总量中至少超过四成，其比例与各地普通购房者相比是十分惊人的。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温州炒房团之所以惹得天怒人怨、口诛笔伐，缘于其被普遍认为哄抬了房价。而各类房价中，真正敏感的是住宅价格，涉及最广泛的利益群体。商铺炒作虽然对一个城市的房产市场仍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并不直接撩拨住宅价格这根绷得最紧的社会神经。承认这一发现，将会使我们注视温州炒房团的目光多几分冷静与理性。

与那些腰间挂满22把、35把、50把甚至是72把钥匙，却难以考证的神秘炒房豪客相比，我们更愿意详细述说如下一位真实的温州“铺王”的故事。

根据《理财周刊》记者的追踪调查，47岁的黄爱国之所以被称为“铺王”，是因为他手里捏着整整1。6万平方米全产权或长期租赁权的上海商铺。1。6万平方米是个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一家中型百货商店，而且是在上海。

黄爱国与商铺的缘分是命里注定的。那一年，他出生在温州一间临街的“商铺”内。这“商铺”地处温州市鹿城区百里奚路，窄窄的，有3个楼面，共50来平方米，正面朝着街道，是祖辈的产业。当时，他家的门面并未辟作商铺，也很不起眼。1978年，黄爱国花　4000元从二弟手里买下了房屋的另二分之一所有权，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己的“商铺”。“有了产业，心里才能踏实。”黄爱国说。

20世纪80年代，温州家庭作坊遍地开花，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商铺也变得越发金贵。1988年，黄爱国瞅准时机，将三层楼街面房祖居转手出售，成交价竟达10。8万元，10年涨了13。5倍，黄爱国算是掂出了商铺沉甸甸的价值。就在那年前后，黄爱国干脆从市运动鞋厂辞了职，与朋友合伙以48万元的年租金租下共4000平方米的温州杏花楼1—6层，1楼开服装市场，2—6楼用作客房和办公，裙楼改建成桑拿房。生意竟是出奇的红火：年均纯收益7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