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官市,后民市,私人交易逐步兴盛起来。
明末女真族兴起后,明政府在开原、抚顺对内各地设互市场所,每日或隔一两日交易,人数常达到几百人。
明政府用布、绢、缎、盐、米、铁锅、农具、耕牛等来换取女真族的马匹、人参、东珠、豹皮等土产。
另外,明朝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亚非各国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及亚非各国的使臣、商人来华贸易,输入异国的思想,使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和崇本抑末的观念受到冲击。
明清时期,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贸易网络逐步建立起来。
到了清代前期,工商业更集中在江南及东南一带,包括长江流域及运河流域一带。
长江流域的著名大都市有武昌、南京等,以及东南地区著名工商业中心城市苏州、杭州。
并且城市内的商业区还突破了城郭的限制,一直扩大到城外。
城市的变革更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城市商业繁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的商业和南方相比,不如宋代繁荣,南北之间已开始出现了新的不平衡。
公元1421年,自明成祖迁都至北京,北京便成为明朝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像是在1488-1505年间,北京人口达到66万;而到1573—1619年间,北京人口便发展到百万左右,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都市,其商业的繁盛程度超过了前代。
明代北京城内有三百六十行,店铺林立,南北货云集,而且城内的商业区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正阳门外一带成了北京的一个商贸中心。
正阳门大街以东有果子市、鲜鱼口、瓜子店,以西有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等;东四牌楼附近有猪市大街、小羊市、礼土胡同(驴市胡同);西四牌楼附近有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粉子胡同等。
到了清代前三门(正阳、崇文、宣武),尤其是正阳门外一带商业最为繁荣,许多有名的店铺设在这里。
大街上有许多供批发用的专业性的市场,如米市、猪市、羊市、煤市、花市、菜市、果子市、缸瓦市等,交易时间主要在早晨。
此外还有定期开放的灯市和庙市。
清末,原来的钟鼓楼商业区,已没有了往日的繁荣。
但这时候夜市和晓市非常热闹。
北京的果子市,每逢瓜果桃梨大量上市时,通宵达旦营业。
在晓市里买卖的旧货,上至文物古玩、金银首饰、旧书古画、木器杂项,下至破衣、旧鞋、碎铜烂铁,应有尽有,交易方式是明看货,暗议价的方式。
但晓市上真货较少,多是赝品,好的商品少,低劣的商品多。
有的商品来路不明,所以这里的晓市又叫“鬼市”、“黑市”。
后来,这种交易遭到市司的查禁,从此晓市便消失了。
在天津也是这样,夜市多是小贩在马路旁摆摊设点,影响市内交通,所以,清末民初,天津出台了整顿路政的四条办法,规定晓市与夜市的时限,晓市从黎明到上午十点止。
也就是夜市从晚六点开始,到十一点半钟结束。
并且在天津估衣街口一带,向有晓市,每日早晨黎明起至十点钟以前止,均是肩担摆摊贩,卖干鲜糖豆零物等小民,贸易谋生,历经年久,贫民是赖??专恃此等晓市养生者为数不少。
可见“向有晓市”,“专恃此等晓市养生者为数不少”,都说明晓市和夜市已不是偶然开设的,而是普遍现象,已成为“日市”的延长和必要的补充。
城市市场早已不是“日中为市”,也不只有日市,而是由日市、夜市和晓市共同组成。
清朝以后,上海县城的市容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东门、南门内外除商肆市场外,各种消费娱乐设施也接踵而起,茶室酒家引来大量腰缠万贯的豪门财主。
嘉庆时有个叫施润的曾这样吟咏过此地:“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三春”,就颇为生动地勾划出了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上海县城一角的兴隆景象。
同时,上海是座极富盛名的港口城市,与海内外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迅速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乃至全中国的经济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