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不开车去?”
“他没有驾照。”
“他害怕吗?”
“不,他才刚刚十八岁。”
“你多大了?”
“老了。”
“你把亨克的头怎么样了?”他还站在堤门的另一边。
“你指的是什么,罗纳尔?”
“那些缝针的线。”
“我把它们取出来了。”
“不是得由医生来做吗?”
“不用,那很容易。”
“哦。”他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他的一只脚跨上了堤门最底部的栏杆上。
我托住他的胳肢窝,帮他翻过了门。
“我要回家了,”他说。
“好吧。”
“我还想先去看看驴子。”他穿过院子向驴场走去。驴子在帮工小屋的附近,看到他在门口,都朝他一路小跑而来。罗纳尔把两个胳膊伸进栅栏里,摸着驴子的下巴,等他摸累了,它们又把下巴靠在最上面的那根栏杆上自己蹭了起来。罗纳尔慢慢走到公路上,一路踢着面前的石头。他一次也没有回头看看我。
亨克骑着自行车过来的时候,一切还是老样子。我依旧站在堤道大门边,那些驴依旧站在门边,一看到亨克,它们便开始叫唤,还不停地摇头。亨克没有理它们,而是径直朝我骑来。他停下车子,一只手伸向我的脑袋。我往旁边让一步避开了,记得那一次,他刚理过发回来——那是多久之前?——感觉到我的手要朝他刚理过的头发伸去时,他也这样躲开了。
他有点气喘。他把父亲的自行车往门上一靠,脱去上衣,挂在门上,然后从一个内袋里掏出一包新买的香烟。“好热,”说着,他将烟盒上的玻璃纸撕掉,弹开盖子,取出一支香烟,又从后面的裤兜里拿出打火机,点上香烟,深深地、自私地吸了一口。他做任何事情都显得很自私。“好热,”他又说了一遍。“可夏天还没到呢。”
“还没到,”我说。“还远没到夏天呢。”
吃过饭,亨克端着一个盘子上楼了,我将桌子收拾干净,开始洗碗。我在擦最后一把餐刀,这时,他下来了,手上没有盘子,他竟然没心没肺地说:“他还没有死。”
我转身面对着他,右手握着那把洗净的闪闪发亮的刀,潮湿的茶巾还搭在肩膀上。“亨克,”我说。“你给我闭嘴。”
“天哪,”他说。
我猛地将放刀具的抽屉拉开,把刀摔进去,将茶巾挂在椅子的靠背上,然后走进炊具室。
“你要去哪里?”他在后面喊。
我没有回答。牛棚里的牛正静静地嚼着反刍的食物,羊圈里也同样安静。有一只羊从下午就开始生产了,但没有任何进展。我卷起一只袖子,将手尽可能握得窄小一点,伸进去,摸到了一团暖暖的羊腿、身体和小脑袋。一共有三只,这是第一只怀上三胞胎的羊,是第十八只羊。几分钟后,我将它们都弄出来了,其中一只已经死了。小羊羔死了总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但三胞胎总意味着至少有一只需要人工喂养。只剩两只母羊还没有生产,今年看来不太可能了。罗纳尔早就抱怨了,他就喜欢拿着奶瓶和奶嘴给羊宝宝喂奶,他父亲不养羊。我将另外两只羊羔拎起来放进产羔栏,然后把门拉开一点,将羊赶到另一边,把死掉的那只小羊和昨天死掉的另一只一起放到羊圈外面。明天早上,我得打电话联系焚化炉了。十八只母羊生了二十九只小羊羔。本来可以有更多的。
回到屋里,我便直接进了洗澡间。我让水龙头一直开着,直到锅炉里的热水全部用完。我擦干身子,把毛巾裹在腰间。房子里很安静。亨克没看电视,他坐在厨房的餐桌边。窗帘已拉上,他背对着边窗,正在抽烟,桌上除了装满烟头的烟灰缸其他什么都没有。我来到起居室。
“你要去哪里?”他问。
“我要上床睡觉。”
“哦,”他愤愤地大喊了一声。“那我也上床睡觉吧。”
“你自己的床,”我说。
“楼上?”
“对,楼上,你的床在那里。”
“可是……”
“可是什么?”我已经到了卧室的门前。
“没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关上卧室门,走到丹麦地图前站住了。“赫尔辛格,”我念着。“斯滕斯楚普、埃斯鲁姆、布利斯楚普、齐斯维勒莱厄。”今天晚上只慢慢地说出五个地名可不够,我又念了几个岛屿的名字:“萨姆索、阿罗、安霍尔特、默恩。”大床在等我。我拉开羽绒被,闻到了亨克的气息。我躺下来,将头顶上拉开关的绳子用力一拽,房间顿时陷入了黑暗。我听到他走进起居室,听到他来到了卧室的门前。他站在关着的房门前呼吸,我躺在床上呼吸。然后,他从门口走开了。几秒钟之后,电视打开了,烟味透过门缝飘进卧室。他又撕开一袋薯片。一个小时后,电视关了。他噔噔地上楼,砰的一声将新房间的门关上。他没有为父亲考虑,没有考虑到我。他还年轻,他只考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