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二章（第1页）

我十二岁那年，到了夏天老奶奶就把我和西蒙打发出去干活了，去品尝人生的滋味，也为了取得一点赚钱的本领。在这以前，她曾为我找到过一份工作。当时有个上午上课的弱智儿童班，每天早晨我把乔治送到学校后，便赶到赛维斯特的明星电影院干活，为电影院散发广告传单。这是老奶奶和赛维斯特的父亲一起作的安排，他俩是在公园的老人亭里认识的。

要是在我家的后间里见到天气好——暖和又无风，老奶奶喜欢这种天气——她就到自己的房间去穿上身体较丰满时留下的紧身胸衣和黑色套裙。妈会给她装一瓶茶。然后，她就戴上花帽，围上兽尾毛皮披肩，用獾爪扣住，到公园去。她带着一本书，可从没打算读它，老人亭里谈天说地热闹得很，哪有时间看书。这是个商定婚姻大事的地方。那位老无神论者安蒂科先生去世大约一年以后，他的遗孀就是在这儿找到第二个丈夫的。对方是个鳏夫，就是为了续弦，才特地从衣阿华城来到这里。两人结婚后，有消息传来说，他把她锁在屋子里，逼她签字放弃一切遗产继承权。老奶奶听后并没有装作为她难过的样子，只说了声：“可怜的伯莎！”可是说这话时，用的是她擅长的那种诙谐口吻，像小提琴的琴弦细声细气的，但变化无穷。她自己则因没有像她那样再嫁而得到颇多赞美。我早就不再认为所有的老年人对他们年轻时要做的事已经无动于衷，可是她却要我们这样想——常说“像我这样一个老太婆”——于是我们都信了她的话，把她看成是个收敛了虚荣心的、清心寡欲的老圣人。不过，要是从来没人向她求过婚，我可不打算说这对她来说是件无所谓的事。她不可能无缘无故对《安娜·卡列尼娜》那么入迷，还有另一本我应该提到的她爱读的书《曼侬·莱斯戈》[1]。而且她兴致好的时候总是自夸她的腰身和臀部，更何况，凡是我所知道的任何荣誉和权势她从不放弃，所以我看出，她回卧房去穿上紧身胸衣、梳妆打扮一番，不完全是出于习惯，也为的是招引一位七八十岁的伏伦斯基[2]或德·格里欧[3]的注意。有时候，我诱使自己撇开她那斑驳的枯黄肤色、深深的皱纹和干涩的刘海，从她的眼里看到了一个较为年轻、满怀怨艾的女人。

不过，不管她在老人亭里为自己的事打什么主意，她并没有忘记我们，还通过老赛维斯特为我找到了这份散发广告传单的工作。人们都管老赛维斯特叫“面包师傅”，因为他常穿白帆布衣服，头戴白高尔夫球帽。他还有颤抖病，人们便取笑他这是在搓面包。可是他修饰整洁，说话干脆，充血的眼睛朝人凝视时，神情庄重，明知自己来日无多，可是仍强打精神，就像他那撮马蹄形白色小胡子的髭尖那么挺括。我猜老奶奶一定照例和他讲了一通她所保护的这家人的事，于是老赛维斯特便带我去见他的儿子——一个好像老是为钱或家庭的事急得冒汗的年轻小伙子。有时候，他那电影院生意极差，两点钟时座位还是空的，那个小提琴手和放映室里的放映员只为他一个人在演奏和放映，这使他变得非常糟糕，弄得连给我两角五分钱的工钱都感到心痛。那也使他发了狠。他说：“我以前雇的孩子曾有人把传单塞进阴沟了事，这要是给我发现了，可别怪我不客气，我有办法检查的。”因此，我想当我散发广告传单的时候，他也许会沿路跟踪我，我便不断注意街上有没有出现他那秃得头发稀疏的脑袋和饱含焦虑、褐色如熊的眼睛。他警告我说：“我也有几个办法专治自以为能骗得了我的小子的。”起初，我按照他的指示把广告传单卷成圆筒形，插进人家门铃上方的铜传话口里，不是乱塞在信箱里使他得罪邮局，而当他相信我干活可靠了，便请我喝汽水和吃土耳其软糖，还说等我长高一点，就叫我做收票员，或者是让我负责管理他打算购买的爆玉米花机；还说近几年内，他要回阿穆尔学院去读完工程学学位，到时候将雇用一名经理。他只需要去一两年，他妻子竭力怂恿他这样做。我想他告诉我这些，是把我当作比我大的大孩子了，就像免费诊疗所里的那些人一样。实际上，像常有的情况那样，他对我说的我并不全懂。

不管怎样，他还是受了我的一点骗。因为他说别的孩子曾把广告传单塞进阴沟，我觉得我也不能不来它一下，而且终于等到了机会，就在中午去接乔治的时候，把广告传单大叠大叠地分给乔治班上的那些痴呆孩子。那所监狱似的学校，像附近最大的建筑——制冰厂和棺材厂一样，是砖砌的，里面阴森森的，和世界各地的监狱没有什么不同，要睁大眼睛才能看出天花板，木头地板则已踏出印迹。在夏天，学校辟出一角对弱智儿童开放，进去时，你得先领教一下制冰厂的水雾，然后才能听到做纸链的剪纸声、低声的说话声和教师的指导声。我坐在楼梯上，把剩下的广告传单分成若干份。一放学，乔治就来帮我把它们分发掉，然后我就牵着他的手领他回家。

乔治虽然爱温尼，可是怕陌生的狗，由于他身上有温尼的气味，把那些狗都给招引来了。它们老是嗅他的腿，我只好随身带着石块打跑它们。

这是最后一个闲散的夏天。第二年夏天，学校一放暑假，西蒙便被打发到密歇根州的一家风景区饭店去当侍者，我则到城北的考布林家去帮考布林送报。我得搬到那儿去住，从我们住的地方到那儿，要坐半个多小时电车，而报纸早上四点钟就进发报棚了。不过，我并不完全是到了陌生人家，考布林的妻子安娜是我妈的表姐妹，所以他们把我当亲戚看待。海曼·考布林开了自己的福特车来接我。我离家时，乔治又嚎又叫的；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妈受那老太婆的压制却不能有所流露。乔治硬被关在小客厅里，我把他带到火炉边坐下就离开了。表亲安娜在自己家门口等我，见我因初次离家伤心得发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时的伤感，差不多像是从我妈那儿暂时借来一用似的，我妈眼看两个儿子小小年纪就去吃苦真是伤心透了——便伤心地哭了，其程度足以代表所有的人，而且还不断使劲吻我。是她出面给我安排这个工作的，可结果数她哭得最凶。她赤着一双脚，头发蓬乱，黑色上衣的纽扣都扣错了。“我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待你的。”她许诺说，“像待我的霍华德一样。”她从我手里接过帆布洗衣袋，把我安顿在厨房和厕所之间霍华德的房间里。

霍华德已经偷偷离家出走。他是跟殡仪馆老板的儿子乔·金斯曼一起走的，虚报岁数进了海军陆战队。正当两家人家在设法把他们弄回家时，他们已开往尼加拉瓜和桑地诺[4]及其叛党作战去了。安娜伤心极了，仿佛儿子已经死掉。她身材高大，精力充沛，因而一切都超乎常人，就连身上的种种也是如此：黑痣、疱疹、毛发、额上的肿块、脖子上的粗筋；她有一头颇有点魅力的螺旋形赤发，蓬松四弹，在后脑剪成鸭尾巴式，离耳根很高处缠得像乱麻一团。她本来声音很响亮，由于哭泣和气喘变得有气无力，她的眼白也因此泛成铜色，一张极度忧伤的脸，可怜巴巴的；她这人不懂得多想想。有些人就想得开，安于比她更糟的命运。劳希奶奶说过，就安娜在生活方面总的看来已可满足的情况来说，像她这样一个女人还想要什么呢？她的兄弟们替她找到一个丈夫，还出钱给她搞起一爿生意，她有两个孩子，房子是自己的，还有点房地产。要不，她也许还一直在闹市区瓦巴希大街那家女帽厂里干苦活哩。这是表亲安娜来和老奶奶谈话——来向一位博识的女人请教——之后，我们所听到的评语。她当时身穿套装，鞋帽俱全，坐在厨房桌旁，一面说话一面照着镜子，不是漫不经心，而是认认真真、一直不停地朝镜子里的自己看，一面愤愤地诉说着；甚至说到最伤心处，在哭得最凶、嘴巴拉得最阔时，也继续照着。妈头上扎着一条印花大头巾，把煤气灶上的一只鸡也烧焦了。

“亲爱的，你的儿子不会出什么事，他会回来的，”老太太对抽噎着的安娜说，“别的母亲也有儿子在那里。”

“我早就叫他不要再和那殡仪馆老板的儿子来往了。那算是哪门子的朋友？把他拉去当了兵。”

她把金斯曼家的人都看成是丧门星，我发现她上街买东西时，为了避开金斯曼家的殡仪馆，宁愿绕弯路多走几个街区，尽管她以前总是夸耀自己和金斯曼太太——一个个子高大、容光焕发、机警狡猾的女人——同属一个共济会分会，有钱的金斯曼夫妇是她的朋友。考布林那位当银行高级职员的叔叔死时，丧事就是在金斯曼殡仪馆办的。安娜的女儿弗丽德和金斯曼的女儿曾同到一个演说技能课教师那儿去补习。弗丽德有天使指点摩西用炉灰医治的那种口吃，可后来她讲话变得很流利，不再结结巴巴了。若干年后，在一次橄榄球赛上我去买红肠面包时，听到了她在讲话；那天我戴了顶白帽子，她已认不出我了，可是我还记得我曾教她朗诵“当寒霜落在南瓜上的时候”，也记得表亲安娜曾发誓说，待我长大了一定把弗丽德嫁给我。是那天在她家门口，她流着眼泪迎接我时，搂着我说的。“听着，奥吉，你以后就是我的儿子了，我要把女儿嫁给你，我的乖孩子！”那时候她认定霍华德已经死掉。

她一直叨念着这桩婚事计划。我磨刈草机时不当心割破了手，她就说：“不要紧，在你结婚那天前伤口就会愈合的。”又说：“我敢发誓，还是跟从小就相熟的人结婚好。跟陌生人结婚最要不得。你听见没有？你听着！”她之所以要为将来作好安排，因为小弗丽德十分像她，可以预料她以后在婚姻生活方面会有困难；她自己就是全亏兄弟硬做主才结了婚。没有母亲帮助她。也许她觉得，要是不替她找个丈夫，她会被自己那强抑住的本能活力毁了一生，使她不能生儿育女；她为男人们流的眼泪，一定会像奥菲利娅投身的那条小溪里的水一样[5]，把她淹死。越早结婚越好。安娜的娘家那边从不鼓励孩子享受童年，她自己的母亲十三四岁便结了婚，因此弗丽德也只有四五年了。安娜自己结婚的时候，至少已超过这年龄十五岁；我想，在考布林娶她之前那几年，她一定忧伤得可怕。因此，她这时候就已在为女儿物色对象了，据我推测，我决不是唯一的一个，每个男孩都有可能被选中，而我，就目前来说，只不过是最现成的而已。她要弗丽德去上音乐课、舞蹈课以及演说技能课，还要她和街坊中的上流社会来往，这样就使得安娜和她们属于同一共济会分会完全有理由了；她这人性情太阴郁，老爱待在家里，一定要有重大意义，才肯出去参加义演和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