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格雷罗紧张极了,眼看手里的烟快要抽完,用烟头又点起一支。他的手不听使唤地抖个不停。此刻,他紧张焦虑,坐立难安。跟之前组装炸药时一样,他觉得脸上和衬衣里已经汗如雨下,快淌成河了。
他这么焦躁不安是因为时间——此刻到2号航班起飞前的时间。眼看就来不及了,时间好像沙漏里的沙子,一点一点无情地流走,已经所剩无几了。
格雷罗正坐着大巴车赶往航空港。半小时前,这辆大巴驶入肯尼迪高速路,通常只要再开15分钟就能到林肯国际,而且一路可以开得飞快。但是,这条高速路和伊利诺伊州其他任何一条高速路一样,受到暴风雪的阻隔,到处都在塞车。还没开一会儿就得停下来,要么就只能往前挪一两步。
离开市里前往航空港时,大巴上坐着的十几名乘客——全都是乘2号航班的——已经接到通知,他们的航班会延迟一个小时。即便如此,照目前这种状态下去,估计到航空港还得再花两个甚至是三个小时。
车上的其他人也很着急。
和格雷罗一样,他们已经在环美航空设在市里的营业点办理了登机手续。那时,他们还有大把时间。可现在,眼看车堵得越来越厉害,他们不知道2号航班还会不会一直等他们。
司机的态度也让人灰心丧气。乘客问他,他回答说如果从市区营业部开往航空港的大巴迟到了,通常情况下飞机会一直等到大巴抵达。但如果天气条件真的很差,像今晚这样,那可就说不准了。如果航空公司觉得那辆大巴还有好几个小时才能到——确实有这可能——也许就会让航班先走。而且司机还说,这辆车上没多少人,估计2号航班的大部分乘客已经在航空港了。这种情况在国际航班中很常见,他解释说,因为前来送行的亲友会开车载他们去机场。
大家在车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个不停,可D·O·格雷罗把自己细长的身子贴在座位上,并没有参与其中。其他乘客看起来大多是去旅游的,只有一个意大利家庭例外,那对夫妻带着几个孩子用意大利语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聊得很开心。
“换了是我,各位,我就没那么担心,”几分钟前司机对他们说,“前面的交通状况好像畅通一些。我们也许刚好能赶到。”
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巴车的速度还是没有加快。
D·O·格雷罗坐在司机后面三排,占了一个双人座。那个非常重要的公文包安然无恙地放在他腿上。格雷罗稍稍向前探了探身子,朝车子前方黑漆漆的道路使劲儿张望,他已经看过好多次了。从大巴车的巨型雨刷器清理出来的两块视野区向外看去,只能看到前方车辆的一盏盏车灯,一眼望不到头,灯光在暴雪中越来越弱。虽然一直在出汗,但他苍白的薄嘴唇此时又干又涩,他用舌头舔了一下。
对格雷罗来说,“刚好能赶到”航空港及时登上2号航班远远不够。他还需要至少10分钟或15分钟的时间去买飞行保险。他骂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出发,预留充足的时间买好飞行保险。他原本打算最后一刻才买保险,这样就能尽量减少保险办理员对他的询问。本来感觉这一想法挺精明的,但他没料到今晚会遇到这种天气。只要想想现在这个季节,他应该能预料到这一点的。正因为格雷罗总是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可变因素,他做生意才老是失败,宏伟的计划往往也因此化为泡影。他发现:问题在于,无论什么时候做规划,他总相信一切会完全按照自己希望的那样顺利进行,所以意料之外的事总会让他措手不及。他痛苦地想——说得更确切一些——自己似乎从来都不会吃一堑长一智。
他心想,等到了航空港——确定2号航班还没有起飞——他可以走到环美航空的柜台前,告诉他们自己来了。然后,他会坚持要求给他一点儿时间,在飞机起飞前买一份飞行保险。但是,这会招来让他唯恐避之不及的一件事:引起别人的注意。其实,他之前愚蠢地漏掉了一件事,也许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除了那个装着炸弹的又小又扁的公文包,他一件行李也没带。
在市区办登机手续的时候,票务员就指着排在后面某个人的一大堆行李问过他:“这是您的行李吗,先生?”
“不是。”D·O·格雷罗犹豫了一下,然后举起他的小公文包。
“我……呃……只带了这个。”
那个票务员扬了下眉毛。“先生,飞罗马却不带行李?您还真是轻装旅行啊。”他指了指那个公文包。“您要托运那个包吗?”
“不用了,谢谢。”D·O·格雷罗当时只想赶快拿了机票离开那里,去大巴车上占个不起眼的位置。但是,那位票务员又好奇地看了他一眼。格雷罗知道,从此刻起,这个人一定记住他了。他在这个票务员脑海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都怪他忘了带一件行李,本来挺容易办到的。当然,他没这么做是因为本能。格雷罗很清楚——但其他人不知道——2号航班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因此带什么行李都是多余的。但他应该带一件行李的,至少可以用来掩人耳目。等飞机出了事,调查询问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起有位乘客——也就是他自己——没带行李登机,一定会讨论一番。无论那时调查员对D·O·格雷罗有什么怀疑,这件事一定会增加他的嫌疑。
但是如果找不到飞机残骸,他提醒自己,调查人员又能证明什么呢?
什么都证明不了!受理飞行险的保险公司只能理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