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踏进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客满。角落里倒是有张桌子只坐着一个客人,白种人,我们走近,问他是否能让我们共坐;他点头,我们坐下。
侍者看见了,有点紧张地走过来问:“你们跟客人打过招呼吗?”
我愣了一下;他凭什么以为我们不懂这个基本礼貌呢?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人,他却以质问来冒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原先坐着的是长着东方脸孔的我们,而两个西方人前来与我们共坐,他是否也会紧张地质问他们:“你们打过招呼吗?”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国主义横行的上海,能住进典雅的和平饭店,能在太平盛世和一个上海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我摆出主人的架势为陪我的朋友点饮料:“有鲜榨的柳橙汁吗?”我举头问侍侍者好像没听见,只顾望着我的客人,我的客人于是用上海话说:“有鲜榨的柳橙汁吗?”
“有的。”侍者回答。
“请您给我们两个大杯的。”我说。
侍者飘忽地瞄我一眼,把脸对着我的朋友,等着他说话。朋友说:“请给我们两个大杯的。”
“好。”侍者转身走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有点儿张口结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不跟我对话?”
朋友带点尴尬地点点头,是,他也看见了。
“因为我是个女人?还是因为我不说上海话?”
朋友想了一下。静静地说:“大概两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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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她把一叠表格甩在桌面。
“三个人都得填吗?”我问。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扎着马尾。我们进来的时候,她正低头写着涂着什么,现在,她仍旧低着头,写着涂着什么。这是一个县级的宾馆。
“三个人都得分开填吗?”我提高声音。
“对。”她低着头,写着涂着。
不,我太不能适应了;我实在没法适应谈话时对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
我说,“您可以抬头看着我说话吗?”
她没动,我等着。时间‘分一秒过去,她显然等着我自己觉悟。她坐着,我站着,想赶快有个房间躺下来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发地填了表格,三份。正在提起行李,她却说话了,斩钉截铁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么款?”
她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涂写——她也许是个尚未被发掘的作家,谁知道。
“住房费?”我大吃一惊,“我们还没住呀!”
她终于用两眼直视我了,那样清澈美丽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样的不友善:“先交费,后住房。”
哎,我真生气,觉得被她侮辱了,什么话嘛,把住房的客人都当无赖来接待吗?
看着她冷淡,什么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觉到自己的可笑,规定又不是这小姑娘定的,侮辱你的还不知道是谁呢!你跟谁去生气?
我站在柜台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弯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中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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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浙江松阳乡下去探亲。然后匆匆赶到衢州火车站,想买卧铺票搭夜车到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陆旅行艰难,而是因为松阳乡下前不搭村,后不搭店,加上时间勿促,我没法事先安排车票。于是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在四十度的气温里,下午两点,我带着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抱着行李,走进了衢州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