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票的高高在上坐着,又是个年轻的女性。“请问有软卧吗?”隔着玻璃,我担心她听不见。
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触,看着自己的手吧,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那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家。
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班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要买不买?”
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头看着地。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
她把几张票和找的零钱从润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去照顾那老的,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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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计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
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现在得先给老人找候车室休息,售票口对面就是软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吗?一拉开门,震裂耳膜的音乐当头盖下来,一男一女拿着安克风正在放声高歌,音响放大到极致;候车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让老人坐下,我去找车站服务员。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我凑近她,等她暂时停下来,然后说:“你们可能小声一点吗?那位等车的老太大有点不舒服。”
服务员口齿伶俐地高声说:“这儿是茶室,怕吵就别进来。”
我看着她,多么熟悉的一刻,她的脸和那宾馆的服务生,火车站的售票小姐,重叠在一起。怎么我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阅历,所有的人生哲学在此时此地都用不上呢?我究竟有什么词汇能和她同一个频率地沟通呢?我听见自己说:“外边不是挂着牌说这儿是软座休息室吗?”
“软座休息室现在是茶室,你要在这里坐,一个人五块钱。”她很干脆地说,拿出票子。
我们三个人推着行李,在炸裂似的音响中,像在丛林里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出去的门。
外面还是四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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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惊讶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有点应对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