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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柳兰火杂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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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仿佛一片魔法之境。”战地画家威廉·奥尔彭[111]爵士第一次看到法国索姆河那曾经的战场上热烈盛放着的虞美人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对我们而言这句话很难理解，但在极难得的某些时刻，战场看上去也并非地狱，英国士兵们能在这里看到一片野生花园。好像杂草们要在一瞥之间告诉你生命是多么顽强不屈，即便周围发生的种种都在说着完全相反的故事。泰德·威尔逊上尉是一名29岁的老师，他在给母亲的家书中描写了暮春时节壕沟里的五光十色：

在镇子和我们的驻扎地之间是一个村庄，这里已经被毁得不成样子——教堂的塔尖残破不堪，房屋墙壁被炮火轰得像马蜂窝一般。后来这里长了一片极为灿烂的黄色花朵——应该是某种芥菜或白芥——阳光下它们的味道像极了焚香的香味，天上还飞着百灵。有一块空地扯上了带刺铁丝网——网都锈成了橙红色——就在刚才，有一只野兔从里面钻出来，直直坐着，眼里带着惊恐，耳朵被透过的阳光照成红色。还有壕沟。人造与自然混合在一起，难以用语言形容。土堆上长着千里光和耀眼的蒲公英，还有繁缕，以及琉璃繁缕，这些花全都放肆地开着。

如果说军官在家书中对战场上这勃勃生机表现出的喜悦常常是一种单纯的“因物而喜”，那么普通士兵更多的则是因景伤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来自乡村，战场的混乱中长出的野花与他们在家乡土地上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品种。于是它们以一种最为奇特也最为悲切的方式——壕沟花园——成了人们在恐惧中与故乡温存的载体。一名《花园》杂志的前编辑写信回家，告诉家人像白屈菜和疆南星这样的杂草是如何被从周围的地里移栽到壕沟中，人们又是如何沿着壕沟边缘辟出一小块一小块的地方，并拿炮弹残片围住，用来种植它们。一名士兵则描述了一条只有47码（约合43米）长的壕沟布满了“编织篮和格子墙……看着旱金莲爬上格子墙，地道与连接点都有了一种家的气氛”。

倘若在一些人看来战场只能算是个象征意义上的花园，作为农田它可是实实在在的，而战争本身则是一种对农耕的怪异仿效。伊瓦尔·坎贝尔上尉在1915年的家书中写道：“放眼向乡村望去，平坦、宁静、一片祥和，我看到的是一片看起来像被巨人的犁翻耕过的土地。”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给妻子的信中有一段苦涩而真实的描写，记述了一座真正的法国农场如何变成了一堆腐败之物：“我们把这片农场和砖瓦和池塘和大部分堆粪场以及所有的树所有的田都炸成了尘土、碎片和空洞，直到什么都不剩……尸体，老鼠，旧罐头，旧武器，步枪，炸弹，腿，靴子，头骨，弹药筒，木屑和锡和铁和石头，腐烂的身体和溃烂的头的残部散布在每一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诗人们注意到，用来说服士兵们上战场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并以某种方式拥有英国乡村的自然之美”，而这却要通过破坏同样美丽的法国北部乡村来达成，诗人们看出了其中的讽刺。艾弗·格尼目睹着法国——“一片可爱的土地，几个世纪的美好生活造就了它温柔和仁慈的秉性”——被变成了一片荒野。埃德蒙·布伦登将农业上的类比与共鸣引向了合理的结论，他的诗作《乡村经济》以一个农民的口吻讲述战争，讲述他如何播种钢铁又以血肉灌溉它们。

为什么，即便是这沉思的农民所熟悉的

树林和田野

也沦为锄下的泥土，被耕犁，

如果要他来计划，他也会这么做；

这田野和林地，都是被骨头滋养的沃土，

会很快带来大丰收。

首先，这大丰收是杂草的丰收。威廉·奥尔彭造访索姆河战场时，距离41。5万人在此丧命只过了六个月，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他的回忆录《一个在法国的旁观者：1917—1919》中，他写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看到的夏日的索姆河。我把这记忆放在一片泥污之中，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水、弹坑和污泥——这是一个人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昏暗、最阴郁的令人憎恶的荒凉；而现在，1917年的夏天，这里却美得找不到字句形容。那片忧郁阴沉的污泥被炙烤得洁白而纯净——是那种耀眼的白。红色的虞美人和一种蓝色的花，大片大片开着，不知绵延多少英里。天空是纯净的深蓝色，整个空中直到约40英尺（约合12米）高的地方，有许多白色蝴蝶在上下飞舞着。这里仿佛一片魔法之境；但在这片仙境中，竖着成千上万的白色小十字架，每一只都代表着一个无名的英国士兵。

但欣欣向荣的不仅仅是杂草。1915年夏天，伊珀尔[112]曾经的战场上收获了更丰厚的利润。战争结束后没几个星期，法国农民们便拿回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填平壕沟和弹坑，开始犁地。在人们的记忆中，庄稼从没长得这么好过。在几个月前还是战场的地方，如今杂草和小麦却丰茂得反常，《乡村生活》杂志闻讯对此评论道：“战争的大潮退去后，许多记者都注意到农业收成丰饶到令人称奇，仿佛连土地也急着要一扫因战争造成的荒凉。”杂志十分聪明地指出这次丰收与“战争中的红雨”——即死去的英国士兵——没有任何关系，并把原因全归结到了敌军营地的身上：“化肥和军火的原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爆炸物中含有大量硝酸或硝酸盐以及钾盐……德国人从农业中提取的用来杀死法国人的化肥成分，最后竟真成了滋养法国良田的化肥，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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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看到虞美人的人感触最深的是它们那种重生后的绚丽灿烂，并且因此造就了一个直到近一个世纪之后还能引发人们共鸣的象征符号。从古时候起虞美人就是生与死的象征。圣彼得提到它们时强调的是它们生命的短暂：“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在基督教传统之外，它们更常作为多产和新生命的象征，血红的花瓣彰显着大地的生命力。与索姆河战场情况完全一样的先例是滑铁卢，滑铁卢战场被翻耕后长出的虞美人，被认为是来自于遭到屠杀的战士的鲜血。

但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这种植物的头顶萦绕起了一种更为多愁善感的光环。有一段时间它成了一个村庄的代表元素，这是诺福克郡北部海岸靠近克罗默的一个小地方，因为《每日电讯报》的戏剧批评家克莱门特·斯考特[113]的缘故还获得了“虞美人之乡”的称呼。斯考特是在19世纪80年代时开始来这里访问的，他住在一个当地的磨坊主家，远离那些受游客欢迎的海岸景点。他爱上了磨坊主的女儿，也爱上了当地的景色，他认为自己是在这些开遍田埂与路沿、开满悬崖峭壁的鲜红的花朵中顿悟的。他开始为自己的“虞美人之乡”写狂热的专栏文章，把这里描绘成了一片古时那种往来耕作、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虞美人之乡很快名声大噪，斯考特一直想避开的那些城市观光客蜂拥来到这些小村庄，他们来时搭乘的火车线很快被大东方铁路公司重新命名为“虞美人线”（如今这个名字仍在沿用）。

斯考特为虞美人之乡所写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一首以塞德斯特兰德崖顶教堂的墓地为背景的诗，后来这首诗还成了一首畅销的流行歌曲，歌名叫《长眠之园》。这首诗极为伤感，并且部分借用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概念，即虞美人有着和罂粟一样的催眠作用。但在我们这些已经知道30年后将要发生什么[114]的读者看来，这首诗不免让人觉得像是某种可怕的预言。

在悬崖的草地上，在峭壁的边缘，

上帝种下了一座花园——一座长眠之园！

在天空的碧蓝下，在谷物的翠绿中，

高贵的红色虞美人就此诞生！

短暂而充满渴望的日子里，绵长而快乐的梦境中，

当我第一眼看见我的虞美人之乡时，它们就都是我的。

在远处传来的音乐声中，我双眼泛着泪光，

是那里让我铭记，也是那里让我遗忘！

哦！我心所属！我正在静默的田地里，

在虞美人诞生之地，等着你。

安睡吧！长眠吧！

在我的长眠之园，开满红色虞美人，

我独自与死者一起等待活着的人！

这首歌会勾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失去的爱人和英国的夏天的回忆，也许30年后另一座长眠之园[115]中的人们还会记得它。但这其中很可能不包括约翰·麦克雷[116]，因为正是此人的诗激发了定立荣军纪念日的想法。麦克雷1872年出生于加拿大，后就读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内科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自愿成为了一名加拿大军医，军衔为中校，1914年底他正身处西方战线。第二年5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两军互相炮击的场面：“然后大型榴霰弹——这是种在空中爆炸的武器——会发生两次爆炸，好像一个巨人抓住一张湿了水的帆抖了两下；第一次会冒出深绿色的烟，第二次则有一股颜色较淡的黄烟从炮筒中央向前喷出。”而他也记录了红色虞美人的大爆发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含义。

那年12月，对伊珀尔发起的第二次攻击异常猛烈，他负责治疗战斗中受伤的士兵，此时他回忆起那片红色花海前的所见所想并写成了一首诗，匿名寄到了《笨拙》（英国著名幽默杂志）。杂志在1915年12月8日刊登了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