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五无巧不成书（第1页）

在英国中产阶级中的那些较有学究气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巧合时，旁边就会有人评论说这就像是安东尼·鲍威尔的风格。“稍加考察，结果发现，这种巧合又常常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典型的情形往往是，两个中学校友或者大学校友经过几年分离后不期而遇。可是，援引“鲍威尔”这个名字，赋予了这种偶然事件的合法性；就如请来牧师为你的汽车祝福一样。”

我并不是很喜欢巧合。它们带着诡异的色彩：你有时觉得，自己一定生活在一个有序的、由上帝掌管的宇宙中，上帝在你的背后监督着，丢给你一些关于宇宙秩序的粗略暗示，帮助你。可我更愿意持有这样的感觉：事物是无序混乱的，随心所欲的，疯狂的，而这种疯狂既是持久的，又是暂时的——从而感受到人必然是无知、野蛮和愚蠢的。当普法战争爆发时，福楼拜写道：“不管发生什么，我们终将是愚蠢的。”这难道只是充满自负的悲观吗？还是在进行适当的思考、采取适当的行为、完成适当的写作之前必须消除所有期望？

我甚至不喜欢那些无关痛痒、富有喜剧色彩的巧合。我有一次外出赴宴，发现在场的其余七个人刚刚读过《随时间的音乐起舞》。我对此没有兴趣：尤其是因为我要在奶酪上桌后才会开口说话。

至于说书中的巧合——这种伎俩有点低廉和感情用事；总让人禁不住觉得是美学上的华而不实。路过的行吟诗人恰好及时从一场篱笆墙旁的混战中营救了姑娘；那些突然降临又恰到好处的狄更斯式的恩人；在外国海滨的船难却促成了失散的孩子和情人的再聚首。我曾经向我所遇见的一位诗人大加贬斥这种偷懒的手法，而他也许是一个被认为擅长在韵律方面运用巧合的人。“也许”他亲切而不失傲慢地说，“你的大脑过于缺乏诗意了？”

“可是，没错，”我一面反驳他，一面对自己颇感得意，“一个缺乏诗意的大脑难道不正是散文作品的最好的法官？”假如我是小说的独裁者，我会禁止运用巧合。

噢，也许不是彻底禁止。会允许在流浪汉题材的小说中出现巧合；那里正是巧合所应该存在的地方。继续使用巧合吧：让那个打不开降落伞的飞行员降落到干草堆里，让那个脚上长着坏疽的善良穷人发现埋在地底下的宝藏——很好啊，这确实没问题……使巧合合法化的一种办法，当然就是将它们称为反讽。聪明人就那样做。毕竟，反讽是现代模式，是共鸣与才智的酒肉朋友。谁会反对它呢？但是有时我心里在想，最有才智、最能引起共鸣的反讽不正是一种精心打扮、训练有素的巧合？

我不清楚福楼拜对巧合有什么看法。我曾希望从他编的具有无尽嘲讽意味的《公认概念词典》中查到“巧合”的词条；可是这本词典直接就从“干邑白兰地”跳到了“交媾”。然而，他对反讽的喜好显而易见；这是他最充满现代特色的方面。在埃及，他发现almeh——该词义是“女学者”——的本义已逐渐丧失，而开始有“妓女”的意思，他对此感到很开心。

反讽是不是与讽刺家共生的呢？福楼拜当然认为是共生的。1878年的伏尔泰祭日百年纪念活动由梅尼涅巧克力公司筹办。“那个可怜的老天才，”古斯塔夫评论说，“反讽永远不会离他而去。”讽刺也使古斯塔夫吐露真情。当他写到自己时说，“我让疯子与野兽着迷”，也许他本应该加上“还有反讽”。

举《包法利夫人》为例。埃内斯特·皮纳德起诉这本小说，认为它伤风败俗。这位律师同时享有带头起诉《恶之花》的臭名。在《包法利夫人》案获免于起诉的几年后，人们发现皮纳德竟是一本颂扬男性生殖器诗集的匿名作者。这让小说家觉得很好笑。

然后，举这本小说自身为例。小说中两件让人记得最清楚的事是，爱玛在拉下窗帘的马车里产生的淫乱冲动（一段让正统思想者们无比反感的话），还有小说的最后一行字——“他刚获得荣誉军团勋章”——这证实了资产阶级对药剂师赫麦的称赞。现在，当福楼拜因迫切想回避与露易丝·科莱的不期而遇而在巴黎表现得行为古怪时，他自己似乎也想到了坐进拉下窗帘的马车里的念头。为了避免别人认出他，他开始坐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马车。这样，通过他后来用以给他的女主人公沉溺于性冲动提供便利的一种方法，保住了他自己的独身状态。

而赫麦获得的荣誉军团勋章，情况正好相反：生活对艺术进行了模仿与讽刺。在写下《包法利夫人》最后一行字以后过了差不多十年，福楼拜这个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对者以及各种政府的强烈憎恨者，被授予了荣誉骑士勋章。于是，他人生故事的最后一行模仿了他代表作的最后一行：在他的葬礼上，一队士兵出来在他的棺木上鸣空枪致敬，向这个国度里的一个最为罕见的、最具有讽刺性的骑士举行了传统的告别仪式。

要是你不喜欢这样的讽喻，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来。

金字塔的黎明

1849年12月，福楼拜与杜康攀登了基奥普斯大金字塔。前一天晚上，他们就睡在大金字塔旁，为保证在口出时到达塔顶，他们早上五点起身。古斯塔夫在一只帆布桶里洗了脸；有一只豺在嚎叫；他吸起了烟斗。接着，两个阿拉伯人推着他，还有两个阿拉伯人帮着牵拉，他顺着大金字塔高大的石头，笨重而又缓慢地朝顶峰前进。杜康早就到达顶峰，他是第一个拍摄斯芬克斯这个狮身人面像的人。这时，尼罗河出现在他们眼前，沐浴在薄雾之中，像一片白茫茫的大海；他们的身后是黑乎乎的沙漠，像一片惊慌失措的紫色汪洋。终于，一缕橘黄色的光亮出现在东方；眼前白茫茫的大海逐渐变成一片无垠的肥沃的绿色，而他们身后的紫色汪洋泛起了亮闪闪的白色。冉冉升起的太阳照亮了大金字塔顶端的石块，于是福楼拜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下，注意到钉在那里的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弗罗托·亨伯特”，还有一个鲁昂的地址。

一个多么完美的有的放矢的讽刺瞬间！同时，也是一个现代主义的瞬间：这是一个交流互动的瞬间，在这个瞬间，平庸与崇高嬉戏，我们喜欢把崇高恰如其分地视为我们这个枯燥无味、没有玩笑的时代的典型。多亏福楼拜捡起了名片；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等到他细看这张名片时，讽刺才成立。其他的访客或许把这张名片仅仅看作一张废纸片——它本可以一直留在原地，几年后，图钉就会慢慢生锈；然而，福楼拜赋予了它讽刺的功能。

如果我们觉得一定想作一些什么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件小事进一步考察。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欧洲小说家在大金字塔顶峰被介绍认识了二十世纪最声名狼藉的小说人物，这或许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历史巧合？当福楼拜的身子依然还没有从开罗浴室的男侍童那儿弄湿后干透的时候，他竟然遇到了纳博科夫笔下诱骗美国未成年女孩的男人的名字？再说，这个唱独脚戏的亨伯特·亨伯特是干什么的？他是一个弗罗托。根据字面意思，他是法国打磨工，但是也是一种喜欢在人群中与人发生碰撞摩擦的性反常者。

事情还不止于此。现在来看看这个讽刺的讽刺意义。从福褛拜的旅行笔记中了解到，事实真相是，这张名片不是弗罗托先生自己钉在那里的；是由机灵、周全的马克西姆，杜康放在那里的，他在紫色的夜光中疾步如飞率先到了那里，布下了这个小小的圈套，考验他朋友的敏锐。得知这一点后，我们的反应发生了变化：福楼拜的行动笨拙、缓慢、易预测；而在现代主义还没有宣告登堂入室前，杜康却成了现代主义的智者、花花公子、戏弄者。

但是让我们继续读下去。如果我们转而去读福楼拜的书信，我们发现，在这件事之后的几天，他给他母亲写信谈到了这一极为惊奇的发现。”想到我专门从克鲁瓦塞将这张名片一路带去，却并没有把它钉在那里！这个恶棍利用了我的健忘，在我的折叠帽底里发现了这张极为贴切的名片。”因此，更奇怪的是：福楼拜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为这独特的效果精心做了准备，这种效果后来似乎代表了他看待这个世界的特征。讽刺会繁殖；事实真相会模糊。那么，他为什么·只是觉得好奇一把他的折叠帽带到了大金字塔上去呢？

2。荒岛唱片

古斯塔夫常常回顾在特鲁维尔度过的暑假，在巴尔贝船长的鹦鹉与施莱辛格夫人的狗出现之间的那些夏假期，是他人生中难得的宁静时光。在二十五六岁的秋天，他回忆往事时告诉露易丝，科莱说，“我人生最快乐的事就是思考，读书，特鲁维尔海边的几度落日以及携一位好友一边走一边聊上五六个小时，可是现在这位好友（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凡）结婚了，丢下了我。”

在特鲁维尔，他遇见了格特鲁德·科利尔与哈里特，科利尔，是一名英国海军随员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孩子似乎迷恋上了他。哈里特把她的肖像画送给了他，这幅画悬挂在克鲁瓦塞的壁炉架上方；但是他更喜欢的是格特鲁德。她对他的感情也许可以从她在几十年后的文字里揣摩到，那时古斯塔夫已去世。她采用了浪漫主义小说风格，使用了化名，她夸耀说，“我热烈地爱着他，敬仰着他。岁月从我的头顶经过，可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当时占据我心灵的那种敬仰、那种炽热的爱以及那种胆战心惊。某些东西告诉我，我永远不会成为他的……但是我当时知道——在我心灵的最深处——我可以真挚地爱他、敬重他并且顺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