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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跨越海峡（第1页）

听！啦嗒啦嗒啦嗒啦嗒。接着是——嘶——在远一点的地方。

发嗒发嗒发嗒发嗒。重新再来。啦嗒啦嗒啦嗒啦塔——发嗒发嗒发嗒发嗒。十一月份的一次轻柔涨潮，使得酒吧那一边的桌子相互撞击，发出金属的嘎嘎声。靠旁边的一张桌子不断地滑过来；而当什么地方出现一种听不到的颤动引起全船变化的时候，桌子略作停顿；接着，船的另一侧传来轻一些的回应。响声和回应，响声和回应；就像笼子里的一对机械鸟。请听这声音的模式：啦嗒啦嗒啦嗒啦嗒发嗒发嗒发嗒发嗒啦嗒啦嗒啦嗒啦嗒发嗒发嗒发嗒发嗒。它在说，继续，稳住，相互支撑；但是，风向改变，潮涨潮落，都可能会中止这一切。

船尾的弧形窗上都是水花，斑斑点点；透过一扇窗子，可以看到一组巨大的起锚机以及一根浸透的绳子，无精打采，像通心粉一样。海鸥早就离这艘渡船远去了。它们哑哑地嘶叫着，一路跟着我们到了纽黑文，看了看天气，注意到在散步甲板上没有三明治包装袋，便扭头飞走了。谁会怪罪它们呢？它们本来可以一路跟随我们四个小时到迪耶普，希望借信风回来；但那样的话得飞十个小时。现在，它们正在罗廷丁的某一个湿漉漉的足球场上挖虫吃呢。

在弧形窗下面，有一只写着双语的垃圾箱，上面有一处拼写错误。最上面一行写着“PAPIERS"（法语听起来多么官气十足：“驾驶执照！身份证！”像在发号施令下面的英语是“LITTERS”。一个辅音会带来天壤之别的感觉。福楼拜第一次在广告里看到自己的名字——作为即将在《巴黎评论》上连载的《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被写成“福拜（Faubert）”。“如果哪一天我正式登场的时候，我的名字一定会全副武装，完整无缺。”他夸下海口说；但是，即使是全副武装，也水远武装不到他的腋窝和腹股沟。正如他向布耶指出的那样，在《巴黎评论》上他的名字与一个讨厌的商业双关语只差一个字母：福贝（Faubet）是黎塞留街上的一个杂货商的名字，黎塞留街正对着法兰西剧院。“甚至在我还没有露面前，他们就活剥了我的皮。”

我喜欢在旅游淡季穿越海峡。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喜欢通常跨越海峡的月份，喜欢旅游旺季的丰富多彩。年纪大起来后，你喜欢间于旺季的时段，喜欢那些叫人难下决心的月份。也许，这是变相承认吧，事物不再具有同样的确定性。或者说，这也许只是变相承认，喜欢上了空荡荡的渡船。

酒吧里的人数不超过六个。其中一个伸直了身子躺在一张长条软椅上；桌子发出的咔咔声，像催眠曲一样，催响了他的呼噜声。一年的这个时候，学校里不举行聚会；没有电子游戏，舞厅和电影院也一片沉寂；甚至听不到酒吧招待人员的聊天。

这是我一年里的第三次横越海峡。十一月，三月，十一月。只是到迪耶普住两个晚上：虽然有时我带上汽车，开到鲁昂。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改变一下环境，也够了。这确实是一种改变。例如，从法国那边望去，海峡上空的光线完全不相同：更加清晰，但更加变化无常。天空就是一个蕴含着无穷变幻的剧场。我并不是在浪漫幻想。沿着诺曼底海岸有不少艺术馆，进去看看，你会发现，本地的画家喜欢一遍又一遍地画这样的景色：那北面的风光。一片海滩，大海，还有变幻无穷的天空。拥挤在黑斯廷斯或马盖特或伊斯特本的英国画家，眼睛盯着性情乖戾、单调乏味的海峡，从来都画不出类似的景象。

我不只是为了这片光线而去的。我是为了那些不见就想不起来的东西而去的。那里剁肉的样子；那里药店的一本正经；孩子在餐馆里的行为举止；那里的路标（法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告诫驾驶员小心路上的甜菜的国家：BETTERAVES，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红色三角警示牌，附一辆车子打滑翻倒的图案）；散发着艺术气息的市政厅；在路边那些味道难闻的白垩洞里品尝葡萄酒。还有很多，但那已经足够，或者我马上就要喋喋不休地讲椴树、法式滚球、用面包蘸粗制红酒吃他们所谓的lasoupeàperroquet即鹦鹉汤。人人都有自己的明细单，其他人开出的单子在自己的眼中立刻就显得既爱慕虚荣又多愁善感。前几天我看到一张款以“我的最爱”的明细单。上面写道：“沙拉，桂皮，奶酪，甘椒，杏仁蛋白软糖，刚割下的干草的气息（你还想读下去吗？）……玫瑰，牡丹，薰衣草，香槟，自由的政治信念，格伦，古尔德……”这是罗兰·巴特列出的明细单，如其他明细单一样，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有的你喜欢，有的让你生气。排在“梅克多葡萄酒”与“换环境“之后，巴特还赞赏“布瓦尔与白居谢》”。好；妙；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是什么？“穿着凉鞋在法国西南的小巷里散步。”让你一路开车往法国的西南去，在小巷上撒一些甜菜，够了。

我的单子上提到了药店。在法国，药店的经营范围似乎总是非常专一。他们不采购球形救生器、彩色胶卷、潜水员用的水下呼吸器材或防盗自动警铃。店员清楚他们的职责，从不在你出门的地方向你兜售麦芽糖。我不知不觉地听从他们的意见，似乎他们是会诊医生。

我和我妻子有一次在蒙托邦进了一家药店，要买一包创可贴。他们问，干什么用。埃伦轻轻敲击她的鞋跟，一双新凉鞋的皮带在她的后跟上磨出了一个水泡。药剂师从柜台后走了出来，坐下来，像一个脚崇拜者那样轻柔地脱下她的凉鞋，察看了她的脚后跟，用一块纱布将其擦净，站起来，严肃地转向我，似乎真有什么事需要我妻子回避似的，然后静静地解释道：“先生，那是一个水泡。”当他卖给我们一包创可贴的时候，我心想，依然保持着赫麦的精神。

赫麦的精神：进步、理性、科学、欺骗。“我们必须与时代一同进步”几乎是他的最初说的话；于是他一路向前，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当爱玛·包法利去世的时候，有两个人守护着她的尸体：一个是牧师，另一个是药剂师赫麦。代表了古老的传统思想与新的正统思想。这就像是十九世纪一尊寓言性的雕塑：宗教和科学一起为罪孽深重的尸体守灵。那是沃茨的一幅画。只是不论是宗教人上还是科学人士，在守护尸体时竟都睡着了。起初，只是世界观的错误将他们连在--起，但很快他们一同成了打鼾公，形成了更深层次上的联合。

福楼拜不相信进步：特别不相信道德进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愚蠢的时代；由普法战争带来的新时代，甚至会更加愚蠢。当然，有些事情将发生变化：赫麦的精神将取得胜利。不久，每个长着畸形脚的人都将有权获得一次错误设想的手术，而这样的手术将导致一条腿的截肢；但是那又意味着什么呢？“民主的所有梦想，”他写道，“就是将无产者提高到资产阶级所达到的愚蠢程度。”这一行字常常让人们毛骨悚然。那样难道不是完全公平了吗？

在过去的百年里，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的骄傲自满中接受了教育；而资产阶级对自身的统治地位信心不足，变得更为狡猾和具有欺骗性。这是进步吗？假如你想见识一下现代愚人船的情景，那么就仔细看看——一艘满载的海峡渡船。你看他们的疯狂样子：盘算着免税的好处；在酒吧里过量饮酒；在老虎机上痛快地玩耍；毫无目标地绕着甲板转悠；心中筹划着在海关应该坦白到何种程度；等候着船员们接着下命令，似乎这个命令决定着他们能否越过红海。我没有评判孰是孰非，我只是在观察；如果大家都挨个儿站在栏杆周围，观赏着光和水的相互辉映，开始谈论布丹的话，不知道我内心会有何感想。而且，我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买了不少的免税商品，像其他人一样等候着指令。我要说的只是：福楼拜说得没错。

驾驶后座上的胖货车司机正打着呼噜，像帕夏一样。我给自己又弄了一瓶威士忌；希望你不会在意。只是在振作精神，要告诉你关于……什么？关于谁的事？有三个故事在我心中争先恐后。一个是关于福楼拜的故事，一个是关于埃伦的故事，一个是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是三个中最简单的——它几乎不过是我存在的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但是我觉得那是最难启齿的。我妻子的故事较为错综复杂，值得关注；但我也引而不发。把最精彩的留到最后，像我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吗？我想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事实刚好相反。但是等到我向你讲述她的故事的时候，我希望你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我希望你对书本、鹦鹉、失踪的信件有足够的了解，还有熊，还有伊妮德，斯塔基博土的观点，甚至还有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博士的观点。书本不是生活，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它们就是生活。埃伦的故事是真实的；也许甚至这就是我给你们讲述福楼拜的故事的原因所在。

你们对我也是有所期望的，对不对？如今都是这样的。人们假定，你们的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尽管相互并不熟悉；如果你莽莽撞撞地要写一本书，那么，你的银行账户、你的病史档案以及你的婚姻状况都将不可挽回地成为公众领地。福楼拜不赞成这一点。“艺术家必须做到这一点，让他的后代相信，他从没存在过。”对于宗教信徒来说，死亡销毁的是肉体，解放的是灵魂；对艺术家而言，死亡摧毁的是个人，解放的是作品。然而，理论上说是这样。当然，也经常出现差错。看看发生在福楼拜身上的事：在他去世一个世纪后，萨特像一个肌肉发达、不顾一切的救生员，花了十年时间拍打着他的胸脯，往他的嘴里吹气；十年时间里他尽力想把他唤醒，为了使他能安坐在沙滩上，听他实实在在地告诉他，他对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