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部无法追踪的手机,经由保加利亚的电话系统打出去,很有把握不会被土耳其情报局窃听,然后等着跟“低语死神”直接通话。
我必须告诉他蕾拉·库马利结婚前的本名,我必须报告她是阿拉伯人,而且我要说出她就是电话亭里的那个女人。这是任何远离家园、还在活动中的间谍必须遵守的第一规则:赶紧把自己查到的消息传递下去。只有这样,才能预防被捕或死亡,而且早在训练之初,他们就会教你:情报在安全传递出去之前,根本就不算存在。但传递情报不是我唯一的目的,我还得跟他讨论关于引渡和刑供的问题。
电话响了五声后,我听到“低语死神”的声音。“是哪位?”他问。现在华盛顿是过了中午不久,我很惊讶他的声音竟然这么疲倦。
“大卫,是我。”我回答,故意以大家很少用的名称呼他,以防万一有人在窃听,还刻意保持轻松且不慌不忙的语气。其实我很激动,而且对周遭的环境觉得非常不安。
虽然他一定很惊讶会听到我的声音,但他立刻就明白这场谈话的要点。“嘿,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同样是轻松的口吻,让我再一次感叹他真是个优秀的项目调度官。
“你知道我们之前谈过的那个女人,蕾拉·库马利?”
“那个警察?”
“对。唔,她的本名是蕾拉·纳苏里。”
“听起来是阿拉伯人。”
“没错。在电话亭里的就是她。”
电话那头一片死寂。“低语死神”是装冷漠的高手,他有多年的经验且极具才华,因此我很惊讶他居然会哑口无言。
当时我不知道,但因为我们其他方面的努力都陆续失败,于是更增强了我这些话的效果。各个情报单位的上万名探员,都奉命要去寻找一个企图制造脏弹的男子,结果制造出一堆热度,却毫无半点光亮。“低语死神”心里暗自认为,我们要对付的这个人是一张白纸,因此随着每小时过去,我们及时抓到他的机会就愈来愈低。
“啊,在电话亭里,嗯?”他说,终于可以开口,刻意装得好像这事情不重要,“你确定吗?”
“毫不怀疑。我碰到一个家伙,他会演奏一种乐器—我不太会发音—是以一种老鹰的翼骨做成的。他给我看了一些影片。”
“听起来好诡异,”“低语死神”说,好像一切都很好笑似的,“要怎么拼?我是说纳苏里,不是那个老鹰的乐器。”
我告诉他,在一般状况下,下一个问题会问我是在哪里打电话的,但我确定他已经知道了。由于他的职务,所以打到他手机的电话都会被录音,而且我猜想他已经写纸条给助理,让梯队系统追踪这通电话了。
趁他正在等答案时,我继续说:“有件事我有强烈的感觉,大卫,真的很强烈。你一定要谨慎处理,不要轻易讲出去。”
“为什么?”他回答,“你认为有些人会乱出馊主意?他们可能会想要采取行动,开始伤害某些人?”
“一点也没错。我们假设她可以联络他,但我们很确定他们的联络方式有陷阱。”
“在被迫的状况下,会故意犯某种错误—比方这样的事情?”
“没错。”
他想了几秒钟。“我想那家伙一定会这样设计,他可不是笨蛋。”
“这么一来,我们可能就完全找不到他了。”
“我明白了,”他说。接下来他又思索了一会儿,“这件事我至少得告诉另外一个人,你懂吧?”
他指的是总统。“你能说服他按兵不动吗?”我问。
“应该可以,他很有智慧,他会明白问题所在的。你能搞定这件事吗?”他问。
“你指的是找到他?我觉得很有机会。”我回答。
我听到他放心地轻叹一声—也或许只是他的血压降回了正常状态。“好吧,这件事我们会保密,我会请调查人员再去查她。”
“你看到他们之前的调查成果了吧?”我问。
“当然了,没查到什么,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