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44现在这里没人喜欢卡（第2页）

“您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法兰克福。”我尽量不去指责她。

“有些事情，只要用心去想一想就会明白的。”

“是您先提到心的，”我告诉她卡在信里（卡没有把这些信寄给她，我是为了写书才看这些信的）说，因为想她，他经常连觉都睡不着，回到德国的第一年他每晚都得吃两片安眠药才能入睡；因为想她，他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走上五六分钟，他就会把远处的某个女人看成是她；每晚他都会回忆和她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刻；哪怕只能忘记她五分钟，他也会觉得非常幸福；直到死，他都没再找其他的女人；失去她以后，他觉得自己“都不是个活人了，而像个幽灵”。突然间我发现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仿佛在说“够了，别再说了”，她的眉毛也扬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伊珂接受卡，而是为了让她能接受我。

“也许您的朋友太爱我了，”她说，“不过这份爱还不足以让他回卡尔斯。”

“因为法院下令要逮捕他。”

“那不重要，就算他上法庭，作了证，他也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您不要误解，他不回来也没什么不对的，不过拿‘神蓝’来说，尽管有‘杀死他’的命令，但他为了看我，曾偷偷地来过卡尔斯好多次。”

一提到“神蓝”，她那淡褐色的大眼睛闪过一丝亮光，脸上显现出了痛苦的表情。见她这样，我的心也揪了起来。

“不过您的朋友害怕的不是法庭，”她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说道，“我之所以没去车站，是因为我知道他干了些什么，这一点他很清楚。”

“您根本就没能证明是他干的。”我说。

“我很清楚，他让您也有了一种负罪感。”她说完便把烟和打火机收到包里，表明这次见面到此就结束了。她很聪明，听到她的这番话我便明白，她已经知道了我真正妒忌的是“神蓝”，而不是卡。不过后来我又觉得伊珂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这么想只不过是因为心虚罢了。她站起身来，穿上了外套。她的个子挺高，身材比例也正好。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今晚我们还会见面的，对吗?”我着急地问道。这句话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问。

“当然了，我父亲会等你的。”说完，她便走了。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也很可爱。

我对自己说，她发自内心地相信卡是“有罪的”，对此我很难过。但我这是自己在骗自己。其实我希望的是她温柔地把卡称为“死去的好朋友”，然后慢慢地说出他的弱点、他的想法和他犯下的错误，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借助于她的神圣的回忆，和她一起乘坐同一艘轮船走上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来这儿的第一个晚上，我还曾经想过要把伊珂带到伊斯坦布尔去。不过现在，这样的幻想已经离得很远了。我的心里有一种冲动，我要证明我的朋友是“无罪”的。这是不是又意味着其实我妒忌的不是卡，而是“神蓝”呢?

天色渐渐变黑了，这个时候走在白雪皑皑的大街上让我倍感难过。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刚刚搬到了黑山大街加油站对面的那栋新楼里。这是栋三层的混凝土建筑，卡尔斯人一直将它视为发展的标志。可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的走廊便和城里的空气一样变得脏不兮兮、黑不溜秋的了。

法泽尔在二楼的工作间里高兴地接待了我。他把在电视台工作的八个人一一介绍给我认识，对我说“大家希望能简单地采访一下你，好上晚间新闻”。我觉得这可以让我在卡尔斯办起事情来更方便一些，便同意了他的请求。我们只录了五分钟的节目。采访我的时候，青年节目主持人哈坎·厄兹盖突然说道“听说您正在以卡尔斯为背景写一部小说”，可能是法泽尔告诉他的吧，我非常惊讶，东拉西扯地把这个问题给搪塞了过去。采访过程中，我们压根儿就没提到卡。

我们去了台长办公室，按照录像带上的日期（这些录像带按照规定都放到了墙上的书架上），找出了民族剧院直播的头两盘带子。接着法泽尔给我找了个小房间，房间通风不是很好，不过里面有台旧电视。我坐到电视机跟前，一边喝着茶，一边欣赏着卡迪菲主演的《卡尔斯的悲剧》。我很欣赏苏纳伊·扎伊姆和冯妲·艾塞尔说的那些“批判性的台词”，他们还对四年前很流行的一些广告片段进行了讽刺。至于卡迪菲摘掉头巾以及后来开枪击中苏纳伊的镜头，我专门倒回去看了几遍。苏纳伊的死看上去的确像是剧情的一部分。除了剧场里前几排的观众，其他人都不可能看清楚弹夹究竟是空的还是满的。

看到另外一盘带子时，我才明白，原来《祖国或头巾》这部戏里很多的镜头，包括守门员乌拉尔的奇遇和冯妲·艾塞尔的肚皮舞是他们在每部戏里都会重复的包袱。带子有点旧了，当时剧场里满是喊叫声、口号声和嘈杂声，演员的对话已经听不太清楚了。不过我还是反复地倒带，反复地听，最后好不容易才把卡朗诵的那首《没有真主的地方》抄了大部分下来。法泽尔问我，卡在朗诵诗的时候奈吉甫为什么会站起来说些什么，于是我让他看了看我抄下来的诗。

军人开枪扫射观众的镜头，我们看了两遍。

“你在卡尔斯已经逛了不少的地方了，”法泽尔说，“现在我想带你去个地方。”他略显腼腆，又有点神秘。他说我也许会把奈吉甫也写进小说，所以他想带我去看看宗教学校的宿舍，奈吉甫最后几年就是住在那儿的，不过现在已经被关闭了。

当我们冒雪走在加齐·阿赫麦德·穆赫塔尔帕夏大街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黑色的狗。这条狗的额头上有一块圆形的白斑，我明白这正是卡在诗里写的那条狗。于是我赶紧去旁边的小店买了点面包和鸡蛋，剥开壳喂给这头正在幸福地摇着尾巴的畜生。

见狗一直跟着我们，法泽尔说:“这是车站的狗。刚才我怕你不愿意来，所以我没告诉你。以前的宿舍现在是空的，政变过后，那儿便被称为恐怖分子和反动分子的老窝，被关闭了。从那时起，里面就没人住了，所以我从电视台拿了这把手电。”他打开手电，照了照身后的狗，狗像是回应似的立刻摇了摇尾巴。宿舍的院门上了锁，这房子以前是亚美尼亚人的，后来俄罗斯领事和他的狗也曾在里面住过。法泽尔拉着我的手，带我翻过一处矮墙。“过去晚上我们都是从这里溜出去的，”说着他便熟练地从一扇玻璃已被打烂了的窗户钻了进去。然后他用手电照亮了四周，把我也拽了进去。“别怕，里面只有一些鸟。”他说。这栋楼的窗户玻璃上满是灰和冰，都已经不透光了，有些地方还用板子给钉上了。里面一片漆黑，不过法泽尔上楼却十分熟练，很显然他以前来过这儿。他就像电影院里的领座员一样，将手电拿在身后，给我照着路。四周到处都是一股尘土味。我们穿过四年前留下的那些破门，仔细地看着周围。墙上满是弹痕，顶层阁楼的角落和烟道已经被鸽子做了窝，见有人闯入，它们紧张地扑棱着翅膀。宿舍里还留有很多锈迹斑斑的铁床。“这张是我的，那张是奈吉甫的，”法泽尔指着并排的两个上铺说，“为了不吵醒别人，有时晚上我们会躺在一张床上，望着窗外的星空聊天。”

透过一扇破窗，可以看到鹅毛大雪在路灯的映照下缓缓地往下落着。我认真地欣赏着这片景色，心中充满了敬意。

过了很长时间，法泽尔指着下面说:“从奈吉甫的床上还可以看到那儿。”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条通道。通道夹在院门外不远处农业银行大楼的侧墙和另一栋楼的后墙之间，仅有两米宽，连巷子都称不上。泥泞的地面上映照着银行紫色的荧光灯。路中间还摆了一块“禁止入内”的牌子，提醒路人不要把这当成一条街巷。受奈吉甫的启发，法泽尔把这条通道称为“世界终点”，在它的一端有一棵黑色的树，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了。正当我们看着这棵树的时候，它突然像是点着了一样变得通红。“七年了，阿伊登照相馆的红色灯牌一直都是坏的，”法泽尔嘟囔道，“红色的灯光时亮时灭，每次从奈吉甫的床上看那棵野橄榄树都像是着火了一样。有时，奈吉甫会在幻觉中一直看到天亮。他把他看到的这些称为‘这个世界’，有时天亮了以后他会对我说‘整晚我都在欣赏着这个世界!’。这些他可能也告诉过你的朋友诗人卡，所以他才会把这些写到了诗里。我是刚才看带子的时候才明白过来的，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儿来。你的朋友把那首诗叫做‘没有真主的地方’，那是对奈吉甫的不尊重。”

“奈吉甫在告诉卡他所看到的景色时说的就是‘没有真主的地方’，”我说，“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我不相信奈吉甫死的时候是个无神论者，”法泽尔小心翼翼地说道，“他只不过是有些这样的疑惑。”

“你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奈吉甫在你的体内了吗?”我问道，“这难道不会让你害怕，你不怕自己慢慢也会变成无神论者吗?”

四年前他把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卡，可现在连我都知道了他的这个秘密，这让法泽尔很不高兴。“我已经结了婚，还有了孩子，”他说，“我现在不像过去，对这些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了。”他觉得我就像个西方人一样，试图要把他变成无神论者。不过很快他就为自己的态度感到了后悔。“我们以后再聊，”他说，“我岳父还在等我们吃晚饭，我们可别迟到了。”

下楼前，他把一个房间角落里的桌子，碎酒瓶子和椅子指给我看了看，这里曾经是俄罗斯领事的书房。“路通了之后，‘铁腕’和特别行动队在这儿又待了几天，他们又杀了一些库尔德民族分子和伊斯兰分子。”

本来我都已经忘却了，可此刻这个细节又让我胆战心惊起来。我根本就不愿意去想卡在卡尔斯的最后时刻都干了些什么。

那条黑狗还在院门口等着我们，就连我们回旅馆的时候它还一直跟在我们的身后。

“你不高兴了，”法泽尔问道，“为什么?”

“晚饭前到我的房间来一趟，好吗?我有东西要给你。”

在贾维特那儿取钥匙的时候，透过图尔古特先生房间敞开的大门，我看到了里面闪烁的灯光和摆好的餐桌。我还听到了客人们的说话声，也感觉到伊珂肯定也在里面。我的箱子里有奈吉甫四年前写给卡迪菲的情书，这是卡在卡尔斯复印的那份。在房间里，我把这些情书交给了法泽尔。过了很久我才想，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他和我一样也为死去的兄弟而感到不安吧。

法泽尔坐在我的床棱上看着信，这时我从箱子里取出了卡的一本笔记本，又看了看上面的那片雪花。其实我都已经知道了，不过我还是看了看。卡把《没有真主的地方》这首诗放到了“记忆”轴上。这表明他去过“铁腕”呆过的空宿舍，而且在他离开卡尔斯之前，他还透过窗户亲眼看到了奈吉甫向他描述的景色。卡放在“记忆”轴附近的诗都是他对童年或是卡尔斯的回忆。这样一来，我终于相信了，我的朋友在“民族剧院”没能说服卡迪菲，之后他便去了宿舍（“铁腕”正在这儿等着他），把“神蓝”的藏身之处告诉了“铁腕”。其实所有的卡尔斯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此刻我脸上的表情肯定不比法泽尔的好看。楼下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客人们的聊天声，街上也还能听到忧郁的卡尔斯人在叹气。我和法泽尔都沉浸在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我看着窗外的雪，告诉法泽尔该去吃饭了。他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似的，惊惶失措地先走了。而我则躺到床上痛苦地想像着。从民族剧院的大门往宿舍走的时候，卡在想些什么呢?和“铁腕”说话的时候，他是怎样避开他的眼神的呢?他是怎样和那帮家伙上了同一辆车，又是怎样远远地指着“神蓝”和韩黛藏身的那栋楼，告诉他们“就是那儿”的呢?我痛苦吗?我很自责，觉得自己这个“秘书般的作家”不该对诗人朋友的堕落感到幸灾乐祸。我尽量让自己不再想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