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44现在这里没人喜欢卡（第3页）

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的邀请和伊珂的美让我觉得更加难受。电话局的局长莱加伊先生（爱看书和回忆录的一个人）、记者塞尔达尔先生和主人图尔古特先生，他们对我都非常客气。我喝多了，醉得一塌糊涂，现在我只想尽快度过这漫漫长夜。伊珂就坐在我的对面，每看她一眼，我便更添一分醉意。电视新闻里正在播放采访我的片断，我看着自己激昂的手势，很难为情。在卡尔斯的时候，我的身上一直揣着小录音机。我就像个昏昏欲睡的记者一样，用这个录音机把我们聊的卡尔斯历史、卡尔斯的媒体、四年前的政变之夜都给录了下来。我喝着扎黑黛做的扁豆汤，觉得自己仿佛也成了40年代外市小说里的人物。我告诉他们监狱生活让卡迪菲更加成熟，更加平静了。没有人提起卡，连他的死都没人提及，这让我更加难过。众人聊天的时候，卡迪菲和伊珂曾到里间去看熟睡的厄梅尔江，我本想跟着她们进去，可我喝了很多酒（艺术家们总是喝很多酒的），醉得连站都站不稳了。

那天夜里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已经很晚了，我告诉伊珂说我想看看卡曾经住过的203号房间。一听这话，大家都静了下来，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好的，”伊珂说，“请。”

她从前台取了钥匙。我跟在她的身后上了楼。房间打开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窗帘、窗户和窗外的雪。房里很冷，弥漫着一股睡觉的气息，还有些肥皂和灰尘的味道。我坐到了床边，伊珂狐疑地看着我。就是在这张床上，我的朋友和她做爱，度过了他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是在这儿死呢，还是向伊珂表白我的爱情，还是向窗外望望?大家，是的，都还在桌边等着我们俩。我说了几句搞笑的话成功地把伊珂给逗乐了。她冲我甜甜地笑了笑，说我早有预谋。然后我便对她说了些难以启齿的话，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

“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幸福了。人们所写的小说，所看到的城市都不能让他们幸福。要是我告诉您我很孤独，我想待在这座城市里，待在您的身边，和您一起生活到老的话，您觉得怎样?”

“奥尔罕先生，”伊珂说，“我非常想去爱穆赫塔尔，却没有做到；我很爱‘神蓝’，他死了；我觉得自己会爱上卡，可他也死了。我很想生个孩子，却一直没能如愿。我觉得今后自己不会再爱上任何人了。现在我只想好好照看我的外甥厄梅尔江。非常感谢您，不过您也不是认真的。”

这是她第一次说“卡”，而不是说“您的朋友”，为此我专门向她表示了感谢。明天中午，我们还能在“新人生糕饼店”见上一面，专门谈谈卡的事情吗?

很可惜，她很忙。但她许诺，为了不让我伤心，作为一个好房东，明天晚上她会和大家一起到车站送我。

我再次向她表达了谢意。我坦白地告诉她，我已经没有力气回餐桌了（而且我也害怕自己会哭出来）。我躺到床上，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早晨，我躲过众人的视线，悄悄溜到了街上。我先是和穆赫塔尔，而后是和塞尔达尔先生、法泽尔一起在街上转了一整天。因为上过晚间新闻，卡尔斯人多多少少也知道我一些，所以我轻而易举便搜集到了一些必要的细节来作为小说的结尾。穆赫塔尔介绍我认识了卡尔斯首份伊斯兰政治报纸《矛》（每期的销售量为七十五份）的老板，以及报纸的主编（一名退休的药剂师，开会的时候他迟到了）。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由于政府采取了一些反对民主的措施，卡尔斯的伊斯兰运动出现了一些倒退，宗教学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受老百姓的欢迎了。听完他们的介绍没过多久，我忽然想起，这名上了年纪的药剂师曾经用非常怪异的方式亲了奈吉甫两次，为此奈吉甫和法泽尔还计划过要干掉他呢!“快乐的卡尔斯”旅馆的老板现在也在为这家报纸写文章（他曾经向苏纳伊·扎伊姆出卖了自己的客人）。当他提到过去的事情时，我想起了一个细节，我差点就把它给忘了：四年前刺杀教育学院院长的家伙，谢天谢地，并不是卡尔斯人。除了现场的录音，另外有一起命案也是用同一把枪做的案，并且枪的主人也已经被抓住，根据在安卡拉做的弹道分析，确定了凶手便是来自托卡特地区的一个茶馆老板。他承认是“神蓝”请他去卡尔斯的。庭审期间，这个家伙得到了一份证明他精神失常的报告，之后便在巴科尔科伊的精神病院住了三年。从医院出来以后他在伊斯坦布尔定居，开了一家名为“快乐的托卡特”的咖啡馆，与此同时，他还成了《誓言报》的一名专栏作家，专门写文章维护戴头巾女孩的权益。四年前卡迪菲摘掉了头巾，戴头巾女孩的抵抗运动也随之宣告失败，虽然现在抵抗运动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可是由于支持者不是被学校开除就是去了其他城市读大学，所以卡尔斯的抵抗运动已经远不如伊斯坦布尔那样激烈了。韩黛的家人拒绝见我。消防员的民歌在政变之后很受大家的欢迎，他也因此成了边境卡尔斯电视台“边境民歌”栏目的明星。他的好朋友（卡尔斯医院的看门人，既是个音乐爱好者，也是萨德亭教长那儿的常客）每周二晚上都会去电视台录节目，在周五晚上播放的节目中用塔尔琴给他伴奏。政变当晚有个小孩也参与了演出，记者塞尔达尔先生把他也介绍给了我。政变过后，小孩的父亲连学校组织的演出也不让他参加了，如今这个“小眼镜”已经长大成人，不过还在替人送报纸。通过他，我才知道卡尔斯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他们习惯看伊斯坦布尔的报纸）都在干些什么。他们打心眼里佩服那些和政府抗争到底的伊斯兰分子和库尔德民族分子，除了发表一份根本就没人看的声明，吹嘘一下他们过去大无畏的英勇精神之外，也没作出什么有影响力的事情来。和我聊天的这些人，他们都希望能有个大无畏的英雄，让他们摆脱失业、贫穷、腐败和谋杀的困扰。而我多少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所以他们都用这种大人物的评判标准来衡量我。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感觉出他们不太喜欢我在伊斯坦布尔养成的爱走神、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和小说、急性子之类的毛病。在卡尔斯，我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在“团结茶馆”听裁缝玛鲁夫讲了一天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必须要上他家认识他那几个外甥，和他们喝上两杯；星期三的晚上年轻的阿塔图尔克主义者们要召开研讨会，所以我必须再待上两天；我还必须要把敬给我的烟抽完，把奉给我的茶喝完（这些事情大部分我都做到了）。

法泽尔的父亲在瓦尔托鲁当兵时的战友告诉我，这四年里还是有很多的库尔德民族分子被杀，或是被抓进了监狱。现在已经没人加入游击队了，几年前在亚细亚旅馆参加会议的那些库尔德青年也都已经不在卡尔斯了。周末傍晚斗鸡的时候，扎黑黛那可爱却很好赌的外甥把我也带进了人群中，人们用茶杯给我敬酒，我高兴地一口气连喝了两杯。

夜幕已经降临。为了不让大家见到，离火车开车时间还很早的时候，我便冒着雪，像个孤独不幸的行人一样慢慢走回旅馆，收拾好了行李。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我碰到了密探萨菲特，直到现在扎黑黛每晚还给他汤喝。他已经退休了，因为我上了昨晚的电视，所以他认出了我。他想告诉我些什么，于是我们去了团结咖啡馆。他告诉我尽管退休了，可他还在给政府干活。在卡尔斯，密探什么时候都退不了休。他很诚实，他微笑着告诉我，城里的情报人员很想知道我来这儿到底想调查些什么（是古老的“亚美尼亚”问题，还是库尔德人叛乱问题?是宗教团体问题，还是政党问题?），他说要是我告诉他的话，他还能挣上点钱。

我小心翼翼地提到了卡，并且向他问起了有关卡的事情。我提醒他说，四年前他曾经跟踪过我的朋友。

“他是个很友好的人，他很喜欢狗。”他说，“不过，他的心思在德国，他很内向。今天这儿没人喜欢他。”

我们沉默了好久。我估摸着他可能知道点什么，便很小心地问起了“神蓝”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就像我来这儿是为了打听卡的事情一样，一年前也有一拨人从伊斯坦布尔来这儿打听“神蓝”的事情!萨菲特告诉我说，这帮年轻的伊斯兰分子敌视政府，他们为了找寻“神蓝”的墓地费了不少心思。不过因为“神蓝”的尸体被扔到了海里（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不让人们去扫墓），他们只得无功而返。这时法泽尔也坐到了我们这一桌，他说他从宗教学校的老朋友那儿也听说过这回事，这帮伊斯兰青年想起“神蓝”曾到德国“朝圣”，所以他们也逃到了德国。他们在柏林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现在这一组织不断地壮大起来。他们还在德国创办了一份名为《朝圣》的杂志，在创刊号里他们声称要报复那些对“神蓝”的死负责的人。我们都猜想可能是这帮家伙杀了卡。那一刻我凝望着窗外的飞雪，想像着卡的诗集《雪》惟一的手稿在柏林落到了“神蓝”的某个追随者的手中。

这时，又一个警察坐到了我们桌上，他告诉我所有的传闻都不属实。他说“我可不是矿物眼!”可他自己也不知道“矿物眼”是什么意思。他非常爱苔丝丽梅，要是她没自杀的话，他肯定是要和她结婚的。这时我突然想起，四年前萨菲特曾经在图书馆查过法泽尔的学生证。卡还把这件事写到了笔记本上，不过他们可能早就忘了吧。

我和法泽尔走到了街上，两个警察习惯性地跟在我们身边，也不知道他们是出于好意，还是因为职业习惯。他们一边走一边抱怨着生活，抱怨着生活的空虚，抱怨着爱情之痛和无法抗拒的衰老。他们俩都没有戴帽子，雪花在他们花白稀疏的头发上积了起来。“四年了，卡尔斯是不是更穷，走的人是不是也更多了?”听我这么一问，法泽尔便回答说，这几年大家看电视看得是越来越多了，那些无业游民也不去茶馆了，而是待在家里通过卫星天线收看世界各地的免费电影。大家都攒了些钱，在自家窗户跟前装上了锅一般大小的白色天线，这便是卡尔斯四年里惟一的变化了。

我们在新人生糕饼店一人买了一块核桃仁的酥饼（这酥饼让教育学院院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作晚饭吃了起来。见我们要去车站，这两个警察便离开了我们。现在只剩下我和法泽尔两人孤独地走在大街上。商店已经关门，茶馆里空无一人，亚美尼亚人的房子早已无人居住，明亮的橱窗上也已结上了冰，栗子树和杨树上满是积雪，一盏盏的霓虹灯把街上映照得更显凄凉，除了我们的脚步声，万籁俱寂。警察已经走了，于是我们拐进了巷子里。雪刚才还像是要停的样子，可现在又大了起来。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想到就要离开卡尔斯，一种痛苦的感觉便噬咬着我的心，我觉得很内疚，仿佛自己就要离去却把法泽尔一个人扔在这空荡荡的城里一般。远处，有两棵野橄榄树离得很近，干枯的树枝和树上的冰溜子交错在一起，突然从中间飞出一只麻雀，从我们头顶掠过。地面上又积了一层软软的雪，街上空荡荡的，十分安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呼吸声（因为走累了，所以呼吸越来越急促），让人觉得如同在梦里一般。

走到路中央的时候，我突然停了下来，盯着空中的一片雪花，一直看着它落到地上。这时，法泽尔指了指贴在“努若尔”茶馆门口的海报。由于贴的比较高，所以四年了这张海报一直还留在那儿，只不过有点褪色罢了。海报上写道：

人是真主的杰作

自杀是对主的亵渎

“警察经常来这家茶馆，所以没人敢碰这张海报!”法泽尔说。

“你觉得自己是杰作吗?”我问道。

“不，只有奈吉甫才是真主的杰作。他死了以后，我既不是那么害怕无神论，也不再那么热爱真主了。主啊，请你宽恕我。”

我们没再说话，顶着大雪一路走到了车站。以前的车站大楼是我在《黑书》里提到的那种共和国早期的石头建筑，很优美，可现在已经被丑陋的混凝土建筑取代了。我们到的时候发现穆赫塔尔和那条黑狗已经在等我们了。离火车开车还有十分钟的时候，记者塞尔达尔先生也来了，他给我带来了很多旧的《边境城市报》，上面登有卡的新闻。他向我提出请求，希望我能在书里不带任何贬低色彩地提及卡尔斯，提及它的困境。见他拿出了礼物，穆赫塔尔像是做贼似的把一个塑料袋塞到了我的手里，里面装了一瓶香水、一小块卡尔斯本地产的奶酪和他自己掏钱在埃尔祖鲁姆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书上还有他的签名）。我给自己买了张车票，给卡在诗里提到的黑狗买了块三明治。我正在喂它的时候，图尔古特先生和卡迪菲也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他们刚刚才从扎黑黛那儿得知我已经要走了。我们简单地聊了聊车票、路和雪。图尔古特先生有点难为情似的递给我一本新版的屠格涅夫的《初恋》，这是他坐牢时从法语翻译过来的。我摸了摸卡迪菲怀里的厄梅尔江。尽管孩子的母亲用一条时髦的伊斯坦布尔围巾包住了头发，不过雪花还是落到了她的发梢上。我不敢盯着她的一双秀目看太久，于是我转过身问法泽尔，如果我写一部有关卡尔斯的小说的话，他想对读者说些什么。

“没什么想说的。”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见我的表情有些悲伤，他的态度犹豫了起来，“我倒是有话想说，不过怕你会不高兴……”他说，“要是你把我写进小说的话，我想告诉读者，让他们不要相信书中的我们。没亲眼见到我们是不可能了解我们的。”

“其实没人会相信这么一部小说的。”

“不，有人会信的，”他激动地说，“他们会相信我们就是这么滑稽、这么可笑。为了体现出自己的聪明、优越和仁慈，他们还会同情我们、怜爱我们。不过要是你把我的这句话写进小说的话，他们看了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疑惑。”

我答应他把这句话写进我的小说。

见我在向车站的入口处张望，卡迪菲走到我的身边。“听说您有个女儿，叫如梦，”她说，“我姐姐不能来了，不过她让我代她向您的女儿问好。现在我已经离开了戏剧舞台，这是我戏剧生涯的留念，我把它送给你。”她递给我一张小照片，是一张她和苏纳伊·扎伊姆在民族剧院舞台上的合影。

火车司机拉响了汽笛。除了我以外，好像也没别的乘客了。我和他们一一拥抱，告别。我正要上车的时候，法泽尔把一个塑料袋塞到了我的手里，袋子里面装着拷贝的录像带和奈吉甫的一支圆珠笔。

我手里满是礼物袋，好不容易才进了车厢。大家都站在站台上，朝我挥着手，我也将身子探出窗外，向他们挥手致意。到最后我才发现那条黑狗伸出粉红色的长舌头，在站台上跟着火车跑着。雪越下越大，慢慢地，他们都消失在了雪中。

我坐了下来。铁路沿线的人家里橙黄色的灯光、看电视的破房间、从房顶上的矮烟囱里冒出来的袅袅炊烟，这一切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依稀可见。我看着这些，开始哭了起来。

1999。4—2001。12